亚力克·利马斯/理查德·伯顿：你信仰什么？

南·佩里/克莱尔·布鲁姆：我？信点历史；信点自由，信点……

亚力克：南！别跟我说你是一个残忍的共党分子。（嘶哑地笑）

南：是的，那就是我。（指着照片）为和平而战。

——《柏林谍影》^[1]

劳伦斯·格劳斯伯格很能激励他人而且极富魅力。他是一个伯里克利（Periclean）式的善辩士。一个可以让会议进行得生气勃勃，也可以让它戛然而止的人。这种角色使他可以随时反思自己在世界各地召开的会议上以及会议间隙听闻和经历的各种琐碎信息。身处这种生活模式之中，他倾向于在写作中引用论说文和访谈中的箴言。

格劳斯伯格也擅长阐释。他能够有效地对听众发言，多半缘于他能够倾听他们，并将听来的信息引入他的研究。他热衷于发现身边有价值的事物，并寻求既赞同又质疑它们的途径。这与他作为一个观念归纳者的品质有关。格劳斯伯格的文本分析能力，使他得以游刃有余地创作诸多长篇书稿，这些作品能够从基本问题入手，且大都建基于丰富的经验研究，而非取决于对纯文学（belles-lettristes）的概观（aperçus）。此外，他从原始调查中阐发洞见，诸如他关于青年的研究，就将上述能力与对材料的审视融合在一起，他的材料来源远超出研讨会房间和酒店大厅的范围。

他的近著是对一系列反思我们这个领域的元文本（metatextal）著作的有益补充。《将来时态的文化研究》关注政治、经济和现代性。该书提供了一种严谨的、迷人的写作样式，却又不同于餐后的炼金术士的演说和人们对重要著作的悉心注疏。

此书面临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知道，迄今为止文化研究只走到了影响公众生活这一步。然而这还不够，文化研究还需主动干涉那些坐在餐桌首席的大人物们的生活。^[2]对于文化研究而言，他们在公共空间或轻松或严肃，甚至较真地谈论些电影、赛事或音乐方面的内容都是无关紧要的。更重要的其实还有那些酒馆中的谈话、午饭时间的扯淡、高尔夫球场上的放松、寝室中的“八卦”以及“推特”上的闲聊。

格劳斯伯格极其敏锐地认识到了文化研究的这一困境。为了使研究能够产生影响，研究者除了利用交际应酬的直接交流工具外，还必须谙熟那些决策者的主导话语（master discourse）、时代的主导话语。在这些谈话中，谈资可能会依赖文化方面，当然他们有自己的文化；但他们肯定不会从人文领域中借用太多，要知道在那里“无毛犬”（esquintles）坐在最下等的位子上，或者只在厨房出现。

在决策者的餐厅里，谈资基本来自社会科学领域，不论是否触及物价、失业、教育、研究或规划等方面的问题，交谈者的话语依然属于理性行为模式，而且关注现实政治层面的问题。理解这些对话是相当有意义的。在很多自我陶醉的、审美的自我放纵的个案中，格劳斯伯格认识到文化研究的戒条（dharma）已经让我们在这些话题上丧失了发言能力。鉴于上述及更多未曾提及的理由，无论从个人还是宽泛的意义上，我都极其赞赏格劳斯伯格。

你们在等着我下面的“但是”。

我认为《将来时态的文化研究》也存在一些不妥之处，有五个原因。为了表示对作者的钦佩，我将不再着眼于这本书的优点，而着重谈它的局限，并将它们作为一种标记，希望读者阅读时与之争辩。

第一，格劳斯伯格鼓励文化研究者们去改变，要与众不同。由此，他便留给右派和反社会主义者的中间派以很小的余地：批评的标准是由左派划定的。然而，他却忽视了保守派和循规蹈矩的学术界，尽管他们才是真正应该改变的人。对于当下关键的文化问题及其政治和理论的必然结果，我们仍然没有清晰的认识。例如，宗教问题就无法包含进来。在美国，这是一个后世俗的时代，但是研究者仍未思考（美国历史上的）“宗教复兴”（great awakenings），移民的增长以及收入不公之间的关系。军国主义为何吸引了民众也仍旧难以说清。

事实上，当我们介入此类问题时，我们的那些重要的右派对手们就知道我们在威胁他们。《乡村之音》如此调侃文化研究：“（文化研究）终于向MTV思维投降了……电视迷们的命令难以违抗……就像弥尔顿不属于胡言乱语的场景，戏剧不属于卡通或教室。”^[3]史蒂夫·福布斯（Steve Forbes）在他自制的家庭杂志（这杂志众所周知）中激烈地抨击道，“在这么多的高级机构中，政治正确性窒息了真正的言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