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自我定位为从事文化研究的研究者们，劳伦斯·格劳斯伯格继续保持他“对于文化研究保护与批判的关系”。这一态度产生于一个简单但至关重要的起点：“文化研究是重要的。”^[1]

通过提供一种文化研究的未来构成的阐述而不是为这一领域的辩护，格劳斯伯格希望“提供一种能够应对各种当代领域以及构成这些领域的冲突的文化研究”，设立“一个文化研究工作的议程”，以及思考“在现代性成为冲突发生的场所及目标的语境下”进行文化研究意味着什么。^[2]因此，《将来时态的文化研究》可谓是对于“结合学术严谨、能力与社会热情、政治投入”意义极具热情的考察。^[3]

一 一个耦合故事

在此书的核心及其最主要的三章中，格劳斯伯格努力将已经在欧洲现代性中获得概念上独立性的三个领域——经济、文化及政治——分离开来，并将其去领域化。这一研究试图对这三个由多因素决定并在表面上互相分离的领域提供形势分析（作为一种理论的—分析的—政治的实践），试图理解“一个有关嵌入的不可嵌入性的具体事例”。^[4]

作者在第一部分对于经济和经济学在文化研究中的角色提供了一个充满激情的重要的警示。格劳斯伯格正确地认为我们这些从各种不同的批判的以及文化的视角进行研究的人有能力“研究经济问题而不陷入化约论和本质主义”。^[5]格劳斯伯格提出一种耦合的经济学，它包括“认为经济不仅是由多因素决定的，而且是多样的，相关联的和话语性的”。^[6]他在这一章研究工作的一个重要贡献在于对许多文化研究采用经济概念和模型时表现出的“懒惰”给予真正的批判。他正确地批评了我们这一领域在对经济和经济学去神秘化方面的失败，也正确地呼吁将四个常识性的学术假设解构并提出替代方案：（1）经济主义，即假设经济是历史的主要推动力；（2）资本中心主义，即假设资本主义是一个单一的构成；（3）价值论上的规范性，假设存在一个普世的价值等级（即市场原教旨主义）或存在一个所有价值的单一的、根本的来源；（4）经济本质主义，假设在经济和非经济活动或关系之间有着一个稳定且普遍的区分。格劳斯伯格对目前耦合去自然化和处理经济问题细节的尝试正是该书最宝贵的贡献之一。

第二部分试图将作为欧洲现代性的一种构成性特征的文化领域剥离出来。在驳斥那种错误的假设文化研究是“关于文化”但实际上它的真正关切在于文本和耦合时，格劳斯伯格审视了当下对现代性的耦合性斗争中获得再阐述和再定位的文化范畴。如果基于“通说”，文化是欧洲现代性的一个产物，那么格劳斯伯格就正确地指出了文化的实际运行——文化在欧洲现代性中的工作——“极少被问题化”。在给那些将文化和自然之区分问题化的学者提供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开端后，格劳斯伯格转而讨论有关情感的学术研究。该讨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令人激动，但其对于这个复杂领域的阐释也许过于野心勃勃了。

在作为一个领域的文化阐释中，也包括那些对传播和媒体研究感兴趣者最容易踏上的两条歧路：在媒体研究和文化研究之混合的讨论中，假设文化研究是关于（1）媒体和（2）大众文化的研究。格劳斯伯格所做的重要工作，就是分离这两个文化研究领域中的构成部分。首先，他准确地指出媒体研究中的某些批判太局限了，因为它构成了一个客体，而且媒体的范畴并不总是能上升到概念的层面。他正确地观察到诸如“电视”之类的分类法的持续运用表明我们的描述性概念已经不再能抓住该领域中的实证真实了。其次，格劳斯伯格将文化研究与大众文化研究分离开来，前者“不试图建立一个新的学科客体或为文化文本或实践的某些部分提供理论或方法论”。格劳斯伯格通过引用斯图亚特·霍尔指出文化研究“并不尝试创造大众文化研究”，^[7]而是将大众文化问题放在一个特定的耦合下审视。在该耦合下，关于大众文化的斗争本质上是关于常识的意识形态斗争，这种斗争被霍尔和其他人描述为霸权性的斗争和撒切尔主义的兴起。格劳斯伯格对这个问题研究的长处在于他毫不间断地强调霍尔项目所具有的历史和耦合的细节。他认为“以传统的意识形态和抵抗的概念来进行媒体政治研究已经越来越不合适了”。^[8]相反，我们需要发问：“我们如何审视‘媒体’这个领域？我们如何组构其客体？我们应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