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未来除了所能预见到的事物之外什么也不是，如果未来不再保持向所有可能性开放，甚至包括对可能性之不可能的可能性的开放，那么未来将是什么？文化研究总是处在将来时态中，它不仅必须面对，而且还必须创造它的作为未来之可能性的未来。

继上一期关于《将来时态的文化研究》的讨论，这次将刊发的是劳伦斯·格劳斯伯格对那次讨论的回应。如同格劳斯伯格下面建议的那样，未来不是也不能成为本体论上的安全所在。它反对我们必须给予文化研究一个未来所产生的不安，它建基于我们创造未来的责任，这个未来使得我们共享的过去能被保留下来，我们共同的现在能够变成发明的时刻，而我们的未来，总是处在不确定与不安之中的未来，却因此能够到来。

张正平（Briankle G. Chang）

我一直在考虑是否应该在合适的时间写点东西对这些慷慨的评论作点回应。总体而言，当我读到这些评论时，我的心情是复杂的。不是因为我不想回应，而是我发现接受这些评论，以至于使我能够反思自己所必须持有的任何立场、宣言或观点，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短期而言，我现在所能写下的仅仅代表了我回顾它们时的感受。

阅读他人对自己作品的阅读就像是某种灵魂出窍的体验。尽管我们总是很乐意接受关于文本的“正确”读法是不存在的，但还存在两种例外：一是那些我们发现其工作对我们而言最为重要的理论家；二是我们自己的工作，这其实是学术研究的一大反讽。举个例子来说，记得在我职业的起步阶段，从那些对我作品的批评中能发现，这些作者宣称从我所写的内容来看，我对摇滚乐的反感是很明显的。如果说摇滚乐打击我的头脑并使我浑身颤抖，这种说法就未免太轻描淡写了！但是当我知道我的一本提供了对里根主义的崛起及其流行性之解读的书被一所保守的基督教大学用做教材的时候，前面关于摇滚乐的误读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了。我记得有一次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在电话中告诉我，那种自认为能够掌控别人对自己文本意义的给予和使用的想法是荒谬的，而且也许，仅仅是也许，即便当它被按照我自己的政治承诺说出的时候，我对某事的分析也常常走向“另一面”，这一事实背后也许包含了某些特殊洞见（不可否认，它可能是被寄予希望的思想）。然而，这种思想毕竟不能担保，只能接合（articulations）。

然而，普通的观点总是不存在的。我很好地意识到了我的读者群并非是遥不可及的或者保持中立的，他们中包括了我的朋友、过去的学生、文化研究的同盟者、同事和访问学者。仅凭这点就足以使我有必要对他们天才的工作和善意的回应致以我诚挚的谢意。我要对编辑、作者，特别是组织了这次讨论的张正平表示感谢，感谢他们给予我的荣誉。但说实话，在读这五篇回应的时候，我不得不承认自己就像是谚语中那只屋里的大象。五个回应就像五本不同的书，也许是四点五本。我是一个语境主义者、葛兰西主义者、德勒兹主义者、海德格尔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当然，我就是上述所有事物，或者至少我被这些人所塑造，他们每一个人都使我能够把自己有必要去说、去做的事情接合到当前的语境中。而更多地作为多种想法、实践和承诺之能指的名字（诸如米歇尔·福柯、路易斯·阿尔都塞、斯图亚特·霍尔、詹姆斯·凯雷[James W.Carey]），加上刚刚能够看见的我自己一起，被投入到我工作的有秩序的混乱中，这种混乱即激进的语境性（contextuality）。

张正平是对的，他在开场的简短宣言中认为《将来时态的文化研究》总是事关未来性（futurity），事关未来，事关文化研究，事关大学，事关左派，事关我们生活在一起的多个世界。不管是从个体的层面还是从社会历史的层面来看，我都再也没有见到过关于我学术工作的判断比这更能对改善未来有所帮助了。但这里存在一个更深的问题，即关于现在与未来之关系的本质，也即现在对未来所担负的责任。这里同时也存在着陷阱，对于未来以及现在与未来之关系的假设乃是本体论上的拯救。就如同福柯曾经讨论过的，历史本身乃是知识在历史中的独特形式。因此我认为未来，以及现在与未来的关系总是并且仅仅是在耦合（conjuncture）中被定义，并构成了斗争与接合的场所。假设一种暂时性的视野是容易的，这种视野停留于欧洲现代性当中，并且同时将马丁·海德格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