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言

西方国家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社会问题，诸如社会不平等与资源分配不公扩大、犯罪率上升、心理健康疾病增加等。这些问题促使社会学、经济学以及心理学领域的学者开始重视对“幸福”的研究。幸福感研究关注的焦点是人们为什么以及如何以积极的方式体验生活。我们研究幸福、监控幸福的目的是为了提升幸福。但是目前对于幸福的研究与探讨，多是在西方研究的积淀下展开的。而幸福又是一个文化的命题。因此，国内学者应该加大在幸福感研究上的投入。社会工作本身是一个依托于理论，又扎根于实务的应用专业。那么，如何贴合目前中国社会现状与发展目标，把基于新近理论分析的结果应用于社会工作领域，是目前国内社会工作研究领域需要重视的一个环节。社会工作领域的研究者可以扮演使能者与教育者的角色，搭建理论与实务之间的桥梁，钻研理论、提出政策建议、教育宣传幸福理念、设计介入模式、指导介入过程等。

本研究以针对大学生群体的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的理论分析，引出旨在提升青少年幸福感的社会工作介入思考。选择大学生群体最重要的原因是青少年社会工作的主体往往是初高中学生，大学生由于处于青春期到成年早期的转折阶段而常常被忽略。但大学生是承担巨大社会责任，同样又涌现诸多问题的一个群体。西方学者（Hefner & Eisenberg，2009）指出，美国大学生的精神疾病患病率增长较快，大约6%的美国本科生报告说“认真考虑过自杀”。大学生的精神健康问题大多与学业问题、就业压力、人际关系以及物质滥用有关。他们指出，解决大学生面临的这些问题的主要方法就是要关注大学生在社会关系中得到的社会支持，提升大学生的健康与幸福。而提升大学生的幸福感，首先要了解影响幸福感的主要因素及其作用路径，其次在此基础上提出具体的干预框架。

二 文献回顾

（一）幸福感的理论视角

主观幸福感（subject well-being，SWB）这一概念来自于西方，反映的是人们对于幸福的主观体验^[1]。总体上来讲，SWB包含了认知成分与情感成分两个部分。认知成分是指人们对于生活环境的整体认知以及对生活满意与否的评价，包括总体生活满意度（global life satisfaction）。情感成分包括积极情感（positive affect）和消极情感（negative affect）（Diener，2000；DeNeve & Cooper，1998）。

什么影响了幸福？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外在环境，即物质基础、人际关系、社会地位、身体健康等。除了外在环境之外，还有个人的内在特性。Diener（1984）指出影响个体SWB的两个不同过程，即自下而上（bottom-up）的过程与自上而下（top-down）的过程理论。自下而上过程理论企图验证影响幸福的外部的、情境的、工具性的因素，强调外在环境能够给我们提供哪些有利于个体SWB提升的因素。自上而下过程理论则侧重于讨论影响个体幸福的自身内在因素，强调的是一个由内及外的过程，力图验证个体因素，比如人格特质对SWB的影响。也有研究者整合了以上两种理论观点，认为是人格与环境的互动影响着SWB（Emmons et al.，1986）。Bandura（1997）的社会认知理论也强调人与情境的交互作用。Lent等人（2005）指出一些心理因素比如自我效能感（self-efficacy）、对将来的积极期望与目标，以及环境条件（比如社会资源与社会支持）都会对个体的SWB产生影响。

（二）影响主观幸福感的主要因素

1.人格特质

DeNeve & Cooper（1998）采用元分析的方法，对137种与幸福感有关的人格结构进行了分析，发现与幸福感联系最密切的人格特质是外向性与神经质。简单地说，外向性与乐观好群相联系，神经质与情绪化相联系。值得注意的是，人格对SWB很重要，但是人格并不能解释我们幸福感的全部。尽管遗传可以解释SWB的大约50%，但是剩下的50%则不是遗传能解释的。环境与资源也是很重要的，比如物质财富、家庭支持以及个体拥有充沛精力。

2.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SES）作为从多维度反映社会位置的概念，包括了经济能力（家庭收入、父母职业地位）、受教育程度等内容（Bradley & Corwyn，2002）。SES既体现了个体的物质或经济资本（经济收入），也体现了个体拥有的人力资本（通过教育获得的知识与技能），以及社会资本（职位往往反映个体在社会网络中拥有的能量与地位）（Bradley & Corwyn，2002）。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个体的影响从儿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