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人类在20世纪所收获的最为重要的几种知识进展之中的两种，精神分析运动与社会学自身的发展之间的隐秘关联，从来都未被社会思想史的研究传统忽视。对于社会思想的阅读者和研究者而言，精神分析运动对于当代与现代社会学的影响，远非只是某一流派或者某一个理论家可以概括。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在近现代社会之中的兴起，自然有其深刻的政治-社会历史背景与思想史传统的渊源。而几乎同时出现的精神分析运动，与社会学之间的渊源，也绝非只能用巧合来解释。弗洛伊德及其开创的精神分析运动，虽然并未被一般标准的社会学理论教材纳入视野之中，不过，对于社会理论的阅读者和研究者而言，弗洛伊德却的的确确是一个无处不在的“幽灵”。在许多社会理论家看来，弗洛伊德的经典精神分析作品本身，即为非常重要的社会学理论（马尔库塞，1987：20；Hughes，1958：125），而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判断并非仅仅指向弗洛伊德后期对于人类文明与宗教的讨论。作为韦伯的同时代人，弗洛伊德的学术兴趣堪称与韦伯一致，都集中在“人类如何成为其现在之所是的伟大问题”（Hughes，1958）。而弗洛伊德用以理解人及其与世界之关系的核心概念官能征（neurosis），也已经为今天的身体社会学与家庭社会学提供了极为坚实的基础。由于对人类心灵及其与社会之间互动关系的持续不断的深刻考察，精神分析运动自其诞生百年以来的努力，早已经充分体现在各种取向截然不同的社会理论之中。无论是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还是在帕森斯那里，抑或是在诸多的现代/后现代的社会理论之中，如果没有精神分析的维度，则我们对它们的理解不会完整。正如福柯在为《反俄狄浦斯》一书所作的开篇序言中所说：

在1945～1965年间（我指的是欧洲），横亘着某种正确的思维方式，某种政治话语的样式，某种知识分子伦理学。人们不得不去亲近马克思，人们不能够偏离弗洛伊德太远。而且，人们还不得不对符号系统——能指——表示出最大的敬意。这三方面的要求奇怪地盘踞了写作和言说的领域，成为广为接受的衡量个人及其时代的真理。（福柯，2000）

福柯并非以全面肯定的态度写下的这段话，已经表达出了精神分析在现/当代社会与政治思想之中的地位。本文无意，亦无能力对庞大的精神分析传统及其影响做一个系统的梳理。事实上，精神分析在20世纪的影响无远弗届，早已经成了现代文化的一部分。而弗洛伊德所开创或发展的若干概念，无论是否被误读，亦早已进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所以本文的努力，除了以社会学的视角来重新解读弗洛伊德的经典精神分析理论之外，仅试图对精神分析运动与其他的思想学派，尤其是社会思想所发生的碰撞与交融，做一简单的梳理。通过这一梳理，来看西方社会学视角下的精神分析运动的进展，对于我们当下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研究的一些启发。

一 弗洛伊德及其经典理论

1.弗洛伊德的诊所技术

弗洛伊德从不仅以医生自居。与精神分析有关的学界传统也从不做此断言。在思想史的传统中，弗洛伊德也从未被局限于精神分析运动的隐秘领域内。无论是布朗所谓的“对人类现状所作诊断的一个组成部分”（Brown，1959），还是奥尼尔所说的“这一惊世骇俗的，混杂着艺术与科学的，并且如此贴近于戏院剧场的弗洛伊德流派”（O’Neill，2001）等判断，都将弗洛伊德本人的工作放置在了西方悠久的宗教、哲学与文学传统之中来理解。

弗洛伊德的工作，尽管面向十分丰富，却可以用“神经官能症”（neurosis）这一概念来加以理解^[1]。在19世纪后半叶，亦即弗洛伊德成长过程中所面对的维也纳与欧洲，是一个启蒙及其理性已经建立起自身的合法性，而马克斯·韦伯所谓的铁笼意向与卡尔·马克思所谓的异化，亦已经成为现实的历史时代。不过，这却也同时是一个上帝渐行渐远，人类自身必须担当起自身的立法者之命运的时代。几个世纪以来，欧洲的知识分子们所孜孜以求，甚至通过法国大革命和工业革命为代表的大规模运动所表达出来的，对于理性、自由、科学、进步等美好理念的追求，似乎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挫折。19世纪的欧洲，占据主导地位的精神状态是积极向上和一往无前的激情。但在这个世纪末，当涂尔干的法国在大革命百年之后依然面临重建道德秩序的难题，当韦伯的新教教徒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