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中国应该并且也可以建设福利社会。但是，我们有13亿人，人均收入水平很低，我们能够建设像欧洲那样的“福利国家”吗？这是一个很大的疑问。可是，反过来问，我们中国有13亿人，难道没有足够的智慧使我们找到并走出一条通向中国特色福利社会的道路吗？我从1996年以来不断探索这一问题，得到的结论是：按照底线公平理论建设中国特色福利社会，是一条最切实可行的道路。当然，这只是一种探索，可以并且希望有其他的各种探索，探索应该是开放的，每一种探索都可能各有长短，互相取长补短，最后就有可能得到正确的结论。

一 底线公平理论形成的背景

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任何一个理论，当要触及福利问题的时候都要陷入非常困难的境地。福利这个东西，缺少了不好，但过分了也不好。那些被称作“福利国家”的发达国家，纷纷陷入了福利危机。但是当它们遭遇危机之后，像撒切尔夫人、里根总统都曾试图对此进行改革，可改来改去，福利的基本框架都动不了，说明福利这个东西在老百姓那里有根。直到现在，虽然经过了经济危机、金融危机，欧美国家社会福利的基本框架却没有被撼动。

当我们探讨这一问题的时候，就面对一个核心问题：一方面，要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增加福利支出；另一方面，如何既防止西方所谓的“福利病”，又让社会保持相当的活力，也就是要处理好社会公平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鱼和熊掌能不能兼得的问题。这是所有讨论这一问题的人面临的最大的智力上的挑战。如果光顾一头，那就可能陷入福利危机；如果搞到另外一头，那就可能陷入社会动荡。社会福利与经济发展怎么协调，怎么结合？

1996年，我主持“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研究”课题的时候，遇到的就是这么一个问题。我们课题组经过四年时间的研究写了一本书，叫做《基础整合的社会保障体系》。在中国建设社会保障也好，建设社会福利也好，必须在基础、基本层面，面向老百姓最基本的需求来解决问题。所以，我把它总结成六个“基础”和六个“整合”：（1）以最低生活保障线为底线，整合多元福利；（2）以卫生保健为基础，整合多层次需求；（3）以服务保障为基础，整合资金、设施、机构、制度等多方面保障；（4）以就业为基础，整合多种资源；（5）以社区为基础，整合政府作用和市场作用；（6）以制度创新为基础，整合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

2001年这本书出版以后，我感觉我们这些做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研究的人，还是没能回答基本的理论根据问题。就是说，在中国搞福利，核心的理念是什么？理念的基础是什么？我们到底选择什么模式？很明显，欧洲高福利、高税收的模式在中国不可行。这一点大家都很明白，不单我们看得很明白，欧洲人也看得很明白，欧洲人自己也在改革，我们就更没有必要去照搬他们的模式。我们的路怎么走，首先就要弄清楚理念的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在中国的理论基础是什么？

2002年我应邀到吉林大学演讲，讲的就是中国社会保障的理念问题。我意识到要从社会保障最根本的社会功能出发考虑这个问题，在中国怎么实现社会公正，你就怎么实现社会福利。尽管当时还没有形成“底线公平”这一个基本概念，但是已经触及了这个问题。经过2003年的研究，到2004年，在第36届国际社会学大会上，我的主题演讲题目就是《论底线公平》，正式提出了“底线公平”的概念，这个演讲的基本内容此后摘要发表在《光明日报》上（景天魁，2004）。那么，为什么要提“底线公平”呢？“底线公平”这个词一开始很容易引起人们的误解。因为中国人的读音，“底”和“低”差不多，所以很多人以为底线公平就是低水平的公平。其实“底线公平”是指在福利权利上确定一致性的基础，在政府责任和市场作用之间找到一个界限。为什么要找到这样一个界限呢？因为，无论是欧盟国家，还是我国，所有在福利上出了问题的，就是界限没有划好。或者是政府大包大揽，完全靠财政，财政没钱就去借贷，形成了所谓的福利危机；或者完全听任于市场，忽视或者过分削减福利，社会严重不公平，导致社会危机。

譬如说农村的义务教育，在1985年以后，我们提出一个“人民教育人民办，办好教育为人民”的口号。义务教育本应是政府的责任，但在这个口号下，首先是中央财政不出钱了，接着，省级财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