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世界城市网络研究，不仅仅会令人兴奋不已，有时也会让人感到头痛。原因在于，有相当一部分人士关注该研究，就像他们对待其他的排行榜一样，只重视一个最终结果——“我这个城市在世界排行中排第几？为什么不能再高点？”这些言论大多来自网络评论，他们往往只从自己片面的角度来评价世界城市网络研究，原因也仅仅是我们把美国城市排得比他们想象的更低。因此，他们会认为该研究是有“争议”的，结果是“值得怀疑”的。令人头痛的还不止这些，他们只关心研究最后的那个结果，却从来不过问这些结果是怎样得来的，就好像过程跟结果没有任何关系。这反映出当下的一种“排名狂热症”（List-mania）的偏见，即位次就是一切。这使得一些评论缺乏理性的思考，而认为排名就应该体现出火药味十足的竞争关系。这种偏见在世界城市网络研究中，导致只关心结果，从而对研究本身产生误解。城市网络的本质是应该关注城市之间的相互联系、合作共赢，而不仅仅是对其竞争的考量。这也说明了为什么那些网络评论对我们的研究结果嗤之以鼻。而事实上，如果我们的结果受到他们的追捧，那将会更令人头痛！之所以用略显激昂的语气开篇，是因为上述现象真切地反映世界城市网络研究所面临的挑战。当然，撰写此文的目的并非是以学者的姿态去抨击网上那些所谓的评论，恰恰相反，我要证明学术研究并不排斥“排名狂热症”的假设基础。我在一项关于伦敦与其他世界城市如何产生经济联系的早期研究中，就曾提出类似的观点。作为研究对象的世界城市，是从一系列备选城市中，通过衡量它们拥有特定企业数量的多少进行筛选，从而形成一个“城市名录”（Roster of Cities）（Beaverstock et al.，1999）。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根据城市拥有的企业数量的不同，将城市分成ɑ，β和γ三个等级。对城市的这种分级作为研究伦敦对外联系的第一步，虽然不算复杂，但却影响深远。这篇文章引用量高达几百次，不仅是我的论文中被引用次数最多的一篇，甚至也是《城市》杂志所有刊登文章中被引次数最多的一篇。我个人把这个惊人的成就称之为“α-β-γ之问”（Alpha-Beta-Gamma Misgiving）。

为什么我会产生这个疑问呢？这篇文章之所以成功，是因为用简单的归类法将城市分类并进行排名与对比，没有过于复杂而细致的论证。但正如在之后的研究（Taylor，2001）中表明，这种归类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城市间复杂联系的某个重要部分，从而造成结论上的一些偏颇。因此，“α-β-γ之问”在现在看来显得颇为幼稚。那么我们又能从这幼稚的观点中得到什么启示呢？尽管将研究的问题简化、抽象无可厚非，在一定程度上也很有必要。因为将复杂的现实问题抽象化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有助于寻找在千变万化的社会条件下的社会发展规律。但是，在简化的过程中，往往也容易忽视个体之间的相互联系。要避免这种无益的过度抽象，必须从开始就要明确用什么方法来论证所需要研究的问题。

但是，研究从何处开始呢？是从考察事物的本质入手，还是从对现象之间的关联分析切入？后者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相关内容”的填充，而是一个全方位的论证，因为考察一个对象的外部联系，必将涉及其存在的方方面面，包括系统体系、生态体系和网络体系。所以，即使是最严谨的研究，也会因为某些首要的考虑而将其他关键的特征排除在外。例如在现代城市规划中的“非预期性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或现代药物医学中的“副作用”。因此，即使研究的出发点是正确的，但往往由于知识或论证的局限，结果可能南辕北辙，正如把城市当做个体而非整个网络来研究。这就是世界城市网络研究所面临的挑战，也是此节所阐述的问题。

二 城市层级假设

中心地理论（Central Place Theory）曾经非常成功地解释了城市规模的多样性问题。该理论于1933年第一次提出，而Christaller（1966）把城市看作是由中心向外形成的层级区域，城市规模因此成为腹地市场（Hinterland Market）的功能之一。而对于层级的划分遵循这样的原则：在腹地中的城市，其层级均相同，所不同的是它们规模的大小。这种城市间的层级关系，是现在城市排名的雏形。不论是层级还是排名，都只反映了一个思想，那就是竞争，一种在等级表或排行榜上不断攀爬的“零和博弈”。

城市层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