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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观经济扰动与中国银行体系的稳定

    作者:何德旭 张雪兰 李睿 出版时间:2011年03月
    摘要:

    宏观经济要素的扰动攸关银行体系的稳定,而强大而稳健的银行体系又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本文在回顾中国银行业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对中国1978~2009年的经济金融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验证主要宏观经济变量对银行业稳定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实际利率、汇率的变化率和资本产出比的三期滞后值对银行体系的稳定有显著的影响。据此,我们认为,要维护我国银行体系的稳定,必须要重视稳步推进金融自由化、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这三个方面的问题。

    引言

    强大而稳健的银行体系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然而,40年来,世界各国银行危机此起彼伏,特别是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至今余波未平,对全球经济造成了严重伤害。根据IMF的统计,1970~2007年底,全世界共发生124次银行危机(Laeven and Valencia,2008),每一次都让社会付出了庞大的资源和代价。Reinhart and Rogoff(2009)发现,金融风暴往往将一国拖入低迷的泥淖,平均而言,在经历严重的金融危机之后,房地产价格下跌35.5%,期间为6年;股价下跌55.9%,期间为3.4年;失业率上升7%,期间为4.8年;产出下跌9.3%,期间为1.9年;政府债券在危机后3年上升86.3%。因此,如何有效防范银行危机,成为学术界长期以来孜孜探求的重要问题。

    从已有研究结果来看,银行危机可描述为宏观要素、微观要素和传染的函数(Günsel,2007)。在微观要素层面,关注的焦点在于从单个银行资产负债表的数据特别是财务指标与CAMELS评级体系的一致性中识别出单个银行失败的决定要素(Espahbodi,1991;Thompson,1991;Kolari et al.,2002;Persons,1999;Canbas et al.,2004;Rahman et al.,2004;Molina,2002)。而在宏观要素层面,诸如高利率、持续通胀、产出下降、贸易冲击、资产价格下挫、信贷扩张、外汇储备损失等要素被认为是影响金融及经济体系的主要变量(Demirgüç-Kunt和Detragiache,1998,2000;Hutchison和McDill,1999;Hutchison,2002;Eichengreen和Arteta,2000)。不仅如此,通货危机与银行危机往往互为因果(Glick和Hutchison,2001;Kaminsky和Reinhart,1995;Miller,1996)。

    由于经济脆弱性往往发生在银行危机之前(Calomiris和Gorton,1991;Kaminsky等,1998),宏观经济扰动与银行体系稳定之间的关系受到了学术界广泛而又热烈的关注。另一方面,在中国现行的金融架构中,由于资本市场不发达、其他融资市场及融资工具缺乏,国内银行不仅成了整个金融市场最基本的融资渠道与工具,而且成了保证经济快速增长必不可少的工具与渠道。在当前全球金融变革的大格局下,面对改革开放以来最为复杂、棘手的国际、国内宏观经济形势,研究经济波动给银行业带来的系统性风险也就成为维护金融稳定、促进经济增长的题中之义。鉴于此,本文将在回顾中国银行业发展历程的基础上,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对中国1978~2009年的经济金融数据进行计量分析,验证主要宏观经济变量对银行业稳定的影响,以期为改善银行体系应对各种经济压力所致冲击的能力、降低金融体系向实体经济的溢出效应提供参考。

    一 中国银行体系(1978~2009)的稳定:一个基本判断

    (一)银行体系稳定:界定与衡量

    对于银行体系稳定的界定,现有的研究多从反面,即银行体系的脆弱性(banking fragility)[1]或银行危机加以展开。银行体系脆弱性与银行体系的稳定相对应,稳健的银行体系是指银行体系中的大多数有偿付能力,而且能继续具有这种能力。脆弱的银行体系则是指在外因和内因的作用下,银行体系稳定状态受到破坏,银行体系丧失或者即将丧失偿付能力。银行危机则是银行脆弱性从量变到质变的演变结果。当银行脆弱性达到一定程度时,金融系统在遭遇冲击后迅速坍塌,危机爆发。

    由于主客观环境的限制,目前对于银行体系稳定的反面——银行危机的界定,尚存在许多困难。Eichengreen和Arteta(2000)认为,银行危机的量化十分困难,例如,逾期贷款数据易于获取,但在资料的利用性方面却显得滞后,且有关估计可能过于保守。Hutchison和McDill(1999)以及Glick和Hutchison(2000)则认为,潜在的银行挤兑无法直接观察,在银行挤兑或大规模的政府干预发生之时,银行所持有的资产质量很可能早已恶化,因而将银行资产质量的恶化作为银行体系脆弱性的代理变量并不可行。

    现有的研究采用了多种方式来界定银行危机的发生,但大致可区分为两类。

    其一,以银行倒闭、挤兑或是政府接管等事件为危机发生时间,即采用事件研究法加以分析(Hutchison和McDill,1999;Glick和Hutchison,1999;Bell和Pain,2000)。

    其二,以银行体系的不良贷款占比、政府援助金额等指标来判断是否发生系统性的银行危机。例如,Caprio和Klingebiel(1995)以贷款损失和银行资本的腐蚀两类事件中的任何一种来判断银行危机;Kaminsky和Reinhart(1996)认为,银行危机难以量化,只能借助于两类事件判断银行危机是否爆发:(1)银行挤兑导致一系列金融机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