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的提出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始于2008年9月的本轮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已经一年多。这场国际金融危机给世人留下的最深刻印象也许并不是华尔街纷纷倒下的金融巨头，而是各国政府面对危机时不遗余力的救市（Bailout）行动。^[1]一向奉行自由市场理论的美国政府面对危机，推出了史无前例的7000亿美元巨资经济刺激计划，世界各国也纷纷效仿，大幅下调利率水平并大规模地救援濒危金融机构，危机爆发一个月后全球主要国家政府总共推出救援资金共折合3.11万亿美元。^[2]与此同时，全球包括我国学术界反对救市的声音也不绝于耳，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2008年9月，美国120名经济学家联名致信国会，坚决反对救市。^[3]各国政府这些高调的救市措施和部分学者这些强烈的反对呼声的交织不由得令人重新反思一个著名的经济学命题：当经济、金融体系发生危机时，究竟是应该放任市场自主调整，还是应该政府出面干预，救市？的确，这是一个严肃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其实，如果仅着眼于短期，那么人们对于危机中政府是否应当救市基本不存在争论，因为救市的短期效应显而易见是正面的；但如果着眼于长期，则确实还没有公认的定论。因此，在本轮国际金融危机中诸多发达国家放弃“市场第一”原则而实施的大规模救市计划对经济的长期发展究竟是利还是弊？如果结论是利大于弊，那么政府救市力度应当有多大，其最优边界当在何处？这是摆在理论界面前两个密切相关的亟待研究的重大问题。

二 文献综述

20世纪后期以来，国外诸多学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上述两个问题进行过较为集中的探讨。一些学者探讨了危机中政府是否应当救市问题。Bernanke（1983，1990，1995）从金融危机中信用中介成本（CCI）上升导致信贷紧缩进而导致就业和生产下降，以及从金融体系脆弱性的视角深入分析了美国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经济状况的恶化过程及政府救市措施的激励效果，得出了政府在金融危机中应当救市，应通过积极的政府干预缓解信贷紧缩并消除银行业恐慌，从而增加就业，增加生产的结论。Goodhart（1999）、Selgin（1989）等人立足最后贷款人理论，论证了金融危机中政府应当救市。他们认为，央行以最后贷款人身份对陷入金融危机的金融机构实施救助，可以减少危机中破产的金融机构数量，尤其是可以避免那些“太大而不能倒”的金融巨头们倒塌，这样可以避免严重的负外部性，避免经济危机。反对救市者则主要基于自由市场理论视角论证政府救市产生的长期不利影响。以Lucas（1980）为代表的许多反对救市者都认为，政府救市政策是无效的，市场自身的调整才最有效率。Lucas不仅认为政府干预对经济的长期增长没有刺激作用，甚至认为政府的干预在短期内也是无效的，因此即使发生危机，政府也不应该出面干预、救市。Bulir和Swiston（2009）基于李嘉图等价理论，坚决反对金融危机中政府实施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政策，他们认为，政府财政支出增加的效果可能完全被私人储蓄的增加所抵消。Elias Karakitsos（2009）基于一种“好银行”模型，反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中美国政府的救市行为。按照他这种所谓“好银行”模型，政府应通过将现有问题银行的健康资产抽离出来建立一个新的银行系统，然后放任问题银行倒闭，以这种方式使信贷市场更快恢复正常。

如果对金融危机中政府救市持肯定态度，那么救市的分寸，或者说救市的边界如何把握？部分学者对此进行了探讨。Mishkin（2001）从道德风险角度研究政府对金融机构的救助力度，指出一旦大的金融机构知道无论自己如何冒险经营乃至亏损严重的情况下央行都会对其提供最后贷款人保护时，其自然就会毫无顾虑地从事高风险投资，这样通过高风险业务获得的高利润可以归金融机构自己所有，而风险和潜在损失却由全社会来承担，这显然会引发道德风险问题，即大金融机构会更青睐于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因此政府应当控制好对金融机构的救助力度，避免产生过高的道德风险。Schneider和Tornell（2004）的研究指出，在金融危机中非贸易部门由于受到政府的救助保护，因此更容易产生货币、信贷错配问题，非贸易部门的借贷潮也极易引发信贷危机，所以政府在对非贸易部门进行救助时应更为审慎。Paramo（2009）探讨了救市的最佳主体和政策选择问题。他认为，政府救市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