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对于迈入中等收入国家的中国而言，在转型过程中，随着国家对“三农”问题的日益关注，深处其中的农村金融问题也不断成为学界和管理层关注的焦点。农村金融问题不仅是全国金融体系改革的一部分，同时还关乎农民增收和农业发展中的金融支持问题，正因为如此，中国农村金融问题的研究与改革愈显紧迫。

从近期国内的某些研究来看，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和倾向：一是过分强调中国农户的特殊性，忽视其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一般特征；二是分析时间窗口过长，对其间的逻辑连续性未作合理的解释；三是过分强调正规金融制度与中国小农经济的“不吻合性”，以至于对未来正规金融的支农改革和努力产生了某种“无可作为”的悲观情绪。针对上述问题，我们认为，有必要对中国的农村金融问题进行一个客观的再解读。这一解读既要有逻辑井然的理论基础，更需要有切合中国现阶段现实情况的实证检验。从当前中国农户的实际状况出发，深入考察农户经济行为中的微观机制和局限条件，并对农村金融的发展问题进行客观的解读与评价，有助于农村金融研究的深入和农村金融政策的准确制定。

二 中国农户的经济行为和金融需求

（一）中国农户的行为是否具有经济理性

对农户经济行为的准确判断是整个农村金融研究的微观基础。^[1]从近期国内的研究来看，关于中国农户的争论主要集中于农户的经济行为是否符合经济学的“理性人”假定：部分学者秉承舒尔茨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农户的经济行为原则并未偏离利益最大化原则；另外一部分学者则继承或发展了恰亚诺夫的“生存小农”理论，认为小农的生产目标是维持简单再生产，既没有积累的欲望，也不按照利益最大化行事。^[2]

应该说，“生存小农”理论通过纳入某些社会历史学的分析元素，对长期处于落后经济状态中的农户行为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同时应该指出的是，当这些研究把基于长期历史分析得出的结论直接应用于当前的中国农村金融问题研究时，在论证过程中有几个关键的逻辑环节依然值得进一步商榷。首先，如果说中国农民确实一直未能摆脱“生存逻辑”的话，那么，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是否就是这些研究所认定的传统性和文化性所致而非别的原因？^[3]其次，很多研究从一开始就区分了“理性小农”与“生存小农”，但作为一个长期分析却在任何时点上将二者割裂开来，这就导致了连续性“纵向分析”中的“横向断裂”问题。因为在一个连续性的长期分析中，不能无根据地排除在某些历史时点上“生存小农”向“理性小农”转化的可能性，而一旦这种转化确实发生，长期视角中的相关结论无疑将得到改写。最后，这些研究通过大量历史文化性的解读来肯定几千年来的小农“生存逻辑”从未发生实质性的改变，从经济学研究的角度而言，似乎缺乏足够令人信服的实证支撑。

总体而言，我们认为，农户的经济行为是否符合“理性人”假定，主要不是一个逻辑推断问题，而是一个实证问题。在大量的实地调研过程中，我们发现，中国的农户不仅严格遵循着“经济理性”行事，而且其经济行为亦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而越发市场化，并且在越是富裕的地区，黄宗智的“拐杖逻辑”就越不适用，而这些富裕的地区往往也是在最近十来年才发生了质的变化。这些事实说明，不能无条件地将当前的农户和农村经济状态和过去封建和非市场化状态下的农户和农村经济状态相提并论，必须重视改革开放后农户意识和行为的现实变化。

从更深入的理论视角来看，割裂认识“生存小农”和“理性小农”存在方法论上的缺陷，这种缺陷直接导致了在任何时点上二者之间的对立和“二择其一”的必然，从而在前提上否定了二者之间的联系和动态转化的可能。我们认为，传统的“理性小农”理论沿着传统经济学的论证范畴和观察视角分析问题，对农户行为和状态的某些特质性缺乏足够深入的认识^[4]，得出的关于金融支持农户发展的结论大都存在“过于乐观”的倾向；而“生存小农”理论过于强调农户行为特殊性和路径依赖的问题，由此建立起的非一般经济理论所能解释的“自我演化”逻辑，得出的关于金融支持农户发展的结论大都存在“过于悲观”的倾向。实际上，当前的许多研究在判断农户的经济行为时都忽略了外部条件的影响和制约，我们的研究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