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特区走过了30年，这个过程曲折又辉煌，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史上，深圳是浓抹重彩的一笔。

中国经济特区建设的背景

要了解中国经济特区的创立，先得了解当时中国的时代大背景。

1978年的时候，时任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痛心地说，我的家乡汕头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还是一个商业很繁荣的地方，和香港的差距并不大，30年过去了，香港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而汕头却满目凄凉，比我们儿时还穷，广东搞了30年经济建设搞成这个样子，我们还说人家（香港）是反动统治。

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秦文俊讲了一个故事。当时人们都往香港跑，一个村子的人都跑走了，只剩了一个小孩，因为这个小孩前一天到他外婆家去了，第二天回来一看村子已经空了。

面对着当时“文化大革命”让中国经济处于崩溃边缘的状况，邓小平多次说，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并高度警觉地指出，外国人在议论中国人究竟能够忍耐多久。

当时中国经济的窘迫显而易见，穷则生变。办经济特区是邓小平倡议的，是中央决定的。1979年主政广东的习仲勋和中央直言，希望中央多给点权，让广东能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先行一步，并请求中央拨发“三通一平”基建款。邓小平十分赞赏这个设想，对习仲勋讲，这个地方还没有起名字，我看就叫特区吧，中央没有钱，你们杀出一条血路，自己干。也就在这个时候，邓小平在酝酿一个重大决策，就是让一部分地方先富起来，搞平均主义不行。从1979年中央50号文件出台，到1980年8月全国人大作出决定，中国经济特区正式诞生。

中国经济特区的创立可以作为中国道路的一个标志。第一，苏联模式不行，计划经济走不通，如果不改革开放，只能死路一条。第二，平均主义不行，均衡发展走不通。当时在1978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提出一个很新鲜的观点，就是让一部分城市先富起来。第三，寻找突破口，建立经济特区，在现有僵化的体制之外，能够实行强制性的、渐进式的制度变迁。从此，中国现代化走上了一条既不同于传统体制下的苏联模式，也不同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西方模式的特殊道路。

中国经济特区的成功因素

中国经济特区的伟大成就是举世瞩目的，对于成功的因素，我认为有三点。

第一，天时。特区有一把尚方宝剑，它是一场有自上而下的授权的改革，因而产生了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1980年，谷牧代表中央对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说：“你们就像一个半独立王国，你就是国王，搞特区的地方你要亲自抓。”1985年，时任总理赵紫阳对时任市委书记李灏讲：“特区有改革权，允许突破一些不合时宜的、束缚生产力发展的规章制度，紧急问题可以在向省委报告的同时，直接向中央请示。”万里说：“你们要闯出一条新路，犯了错误也不要紧，由国务院负责，你们先走一步，就是犯了错误对全国来说也是有意义的，可以吸取教训。”

第二，地利。特区濒临港澳，华侨众多，水域辽阔。试想，如果深圳不是濒临港澳，改革初期怎么能引进那么多的外资？试想，如果深圳面临的不是香港，没有那么长的海岸线和深水码头，盐田港怎么会高居世界第四集装箱码头的地位？不仅如此，特区之所以首选在深圳，还在于它远离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是计划经济相对薄弱的地区，又靠近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香港，同时对于全国来说深圳毕竟是一个小地方，万一出了错及时纠正，也无关大局。

第三，人和。深圳特区有一批敢于“大闹天宫”的闯将。有好的制度、好的环境，事情发展的决定因素还是人，当时来深圳的建设者和领导阶层都干劲十足，为了一个目标共同努力。敢于大胆地使用中央授权、敢于真正先走一步的任仲夷，“我愿意到家乡去搞实验，要杀头先杀我”的吴南生，“再没有钱当掉我的裤子也要办一所深圳大学”的梁湘，不做副省长兼深圳市的市长却要果断地留在蛇口搞改革开放大试验的袁庚等，就是这样一大批敢于冒险、又敢于担当的改革家们，在特区进行了创造性的工作。他们创造性地运用中央赋予的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来进行特区建设。正是天时、地利、人和这三大因素，才使得特区终于在体制之外发生了渐进式、强制性的制度变迁。

中国经济特区的历史贡献

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以深圳为典型的中国经济特区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概括起来有四大历史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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