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13年03月 |
时间:2012年7月29日
地点: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陈瑞球楼
主讲人:谢耘耕
主持人:谢耘耕老师是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副院长,也是本次大讲堂的主办者,他忙前忙后,奔波劳碌,支撑着本次活动的顺利运作。谢教授曾先后在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上海东方卫视工作,有20年的新闻采编和媒体经营管理经验,近几年来在学术上颇有建树,积累了丰富的学术成果,是从业界转型到学界来的成功代表。今天谢老师将和我们探讨的是网络舆情对中国公共政策的影响。下面让我们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欢迎谢耘耕教授为我们演讲。
谢耘耕:今天非常高兴有机会和同学交流讨论,我和大家探讨的题目是《网络舆情对中国公共政策影响的实证研究》。首先我们来探讨一下研究背景,随着新媒体的发展,中国媒介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原来单一的信息传播通道被打破,中国的媒介生态正呈现出多中心、开放式、交互性的全新特征。互联网已经成为中国公民表达诉求、抒发己见、监督权力、建言献策的重要途径,中国公民可以通过网络,将他们认为重要的问题变成公众议程的一部分,进而影响政策议程,对政府公共管理体制、机制、运作模式等产生重大影响。与此同时,中国的决策层包括最高决策层对网络舆情也日益重视。国务院新闻办每天将主要网络舆情摘编,送中央政治局;中央各部委、各省市都设有专门的网宣机构,将每日的网络舆情动态报送党政主要领导人。而党和国家领导人也经常就一些重大舆情事件做专门批示,直接影响网络舆情走势和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变更。因此我们从2007~2011年的1420起热点舆情事件中筛选出影响公共政策的205起舆情事件,利用统计分析技术初步描述了舆情对公共政策的影响。
愈来愈多的学者也纷纷将注意力投射到网络环境、网民参与、网络舆论等对公共政策制定的影响研究中,一时间关系问题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那接下来让我们回顾一下相关研究,这些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路径展开:
一是从政治系统论的路径。美国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David Easton)(1999)将系统论的研究方法引入政治领域,认为外部“环境”是在政治系统中进行“输入、转化、输出”来实现的。朱水成(2002)的《政府信息网络化对中国公共政策的影响》以政治系统论为框架,分析了网络信息对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正负作用。尹冬华(2010)在《公民网络参与:新政治系统理论的分析框架》中,结合传播学中的议程设置理论,建构了“网络舆论—决策假设模型”来分析网络舆论是如何影响政府决策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政府决策的。二是信息论研究路径。这一研究路径从网络技术、网络信息管理和信息网络化的层面强调如何使网络舆情能够更好地对公共政策过程的民主化和科学化产生影响。如谢和均、石小民的《对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信息管理的思考》等。三是从公众政治参与的角度研究网络舆情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关系。该路径将网络视为公众的利益诉求空间,将网络舆情视为公众政治参与的产物,从民主参与的角度探讨了其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如学者黄丽华、姜晓宁(2008)在《互联网影响公共政策制定的初步分析》一文中指出,互联网的舆论倍增机制、互动机制及整合机制放大了某一发生在个体身上或局部地区的社会问题,形成舆论压力,加速社会问题转化为政策议程的速度;其他代表性的研究成果还有黄芳娟的《网络政治参与对政府公共决策的正面效应》、孙宇的《政府信息公开、公共政策议程和参与型治理》、徐旻敏的《当前网络舆情与公共政策过程研究》、赵灿灿的《网络舆情对我国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影响研究》等。另外也有学者结合社会心理学视角,研究了蔓延于网络的非理性情绪对公共政策的消极影响,如李发戈的《网络舆论对政府公共决策的影响探析》等。总的来说,上述研究大多停留在宏观研究层面的泛论与分析,从微观层次针对公共事件与政策之间关联的分析缺乏,尤其是以科学统计方法为基础的系统性地解读网络舆论何以影响公共政策的研究在国内外尚属一片待开垦的处女地。
我们的研究设计如下:1.研究思路:网络舆情是由于各种事件的刺激而产生的通过互联网传播的人们对于该事件的所有认知、态度、情感和行为倾向的集合。因此,本研究以事件为切入点,分析网络舆情对政府公共政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