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导论

随着中国改革的发展，政治体制改革议题愈来愈受到关注。在以往学术界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当中，政治体制改革常被视为具有“适应性”特质，即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效率保障的改革，或者说，“政治跟着经济走”^[1]，政治体制改革被动配合经济体制改革。周天勇表达的观点最具有代表性：“用经济学思维进行政治体制改革。”^[2]从经济发展的适应性逻辑解释政治发展，包括一些政治学者也为此观点背书。李景鹏给出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理由是：“政治改革中要摸着石头过河，首先就是要摸清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脉搏，看经济发展能够为政治改革提供多少动力和可能性。”^[3]

然而，探讨中国为什么需要政治体制改革这一议题，其逻辑指向在于中国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政治体制。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动因的理解是选择政治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重要依据和前提条件。主张“用经济学思维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周天勇，其逻辑指向十分明确：“主要还是从促进经济发展和保证二元结构社会安全稳定转型的角度来考虑。因此，我们所提出的改革方案认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是改革政治体制中阻碍经济发展的部分，即进行行政管理体制和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发展民间非政府组织，加大对地方领导的监督和考核等。”^[4]

难道这就是中国需要的政治体制改革吗？

桑玉成就指出：“政治学研究有必要注重价值回归，有必要审视政治发展的价值问题。”不可以“忽略了政治生活自身的价值追求和价值秩序”。^[5]俞可平也指出：“政治发展有着自身的内在逻辑，这种内在逻辑也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政治变革的方向和效果。”^[6]林尚立则把政治发展看成是适应性与自主性并存的过程，“其动力资源可以分为两大方面：一是政治领域外的动力资源；二是政治领域内的动力资源”。“中国政治发展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开发政治领域内的动力资源。”^[7]

我们当然需要政治体制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解放因素，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改革者应当使政治体制的变化与经济体制的变化相平衡，尽量使两者相得益彰，建立与新的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政治体制，但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政治发展有自身的内在逻辑，具有自主性的需求和供给逻辑。更需要我们严重关注的是，中国政治体制自身存在的问题与获致和维系政治共同体之间事实上存在的张力。

二 人类为了获致和维系政治共同体而需要政治体制

人类为什么需要政治体制？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给出的解释是：“为维持秩序、解决争论、选择权威领导人；从而促使在两种或多种社会势力之间建立共同体所做的一种安排。”^[8]他还指出，建立包含并反映道德一致和共同利益的政治体制，是维护在复杂社会的共同体的极重要的要素。^[9]所以，政治体制的重要性在于它是获致和维系政治共同体的条件。或者说，人类是为了获致和维系政治共同体而需要政治体制。因此，从逻辑上讲，政治体制改革或者政治发展的目标取向就是获致和维系政治共同体。

政治体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获致和维系政治共同体的条件。显然，政治共同体是比政治体制更具价值意义的政治学范畴。政治学家亚里士多德就是从“人天生是政治的动物”这一前提出发，建构其政治学理的。这种对政治的看法，马克思亦十分认同，他曾经说过：“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10]这并非不经意之言，它代表着亚里士多德和马克思坚信不疑的一种观点：人的自然本性就是在政治共同体中共同生活。人类的本质是政治动物，或者说社会动物就是政治动物，人类社会的现实存在，就是每个个体身处政治共同体之内的存在。换言之，只有通过政治共同体，才可以构造普遍性的社会生活方式，个体的人才真正结合成为人类社会，人才真正成为人类。

同时，政治体制还因政治共同体的变化而发展。“政治制度本身只有在私人领域达到独立存在的地方才能发展。在商业和地产还不自由、还没有达到独立存在的地方，也就不会有政治制度。”^[11]马克思认为在传统时代，政治体制和政治共同体的关系特征表现为：人的私人生活、生产劳动与政治共同体的公共生活是完全统一的。“每个私人领域都具有政治性质，或者都是政治领域；换句话说，政治也就是私人领域的性质。”^[11]“人民的生活和国家的生活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