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地方政府竞争与政治沟通

获得完整准确的信息是实施政治监督与控制的首要条件，上级政府唯有在此基础上才能正确评价下级政府和负责官员的工作绩效，进而采取合理的奖惩措施。如果不能获得完整准确的信息，绩效评估就无从谈起。

为了赢得同级政府之间的竞争、避免受惩罚并获得上级政府的奖励，下级政府及其负责官员不但有强烈的动机追求政绩，也有强烈的动机通过发布虚假信息来伪造政绩，即所谓“官出数字，数字出官”。^[1]一首流行甚广的民谚讲道：“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国务院下文件，一层一层往下念，念完文件进饭店，文件根本不兑现。”这就是讲由于缺乏有效的信息传递和监督机制，虚假信息横行无忌，层层蒙蔽上级政府，国家政策即便颁布也无人执行。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在当代中国，由下级政府逐级向上汇报是信息流动的主要渠道，上级政府主要通过下级的汇报了解实情。假如下级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提供虚假信息，实际上等同于关闭了信息流动的主渠道，使上级无法获得真实信息。通常认为，1958年“大跃进”期间中国政府正常的信息收集和传递系统出现了严重问题，上级政府不了解实情的情形相当严重，甚至中央高层都不敢轻信地方政府上报的信息。^[2]

正如俗语所云，“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是极为危险的，对于任何一个政权而言，政治沟通渠道堵塞不通都将产生致命的后果。不过，“大跃进”中的毛泽东作为最高领导人，对于“浮夸风”、“共产风”以及随之而来的虚假信息却不以为意。他认为这些恰恰是地方政府和群众积极性高的表现，不能泼冷水，“气可鼓不可泄，人而无气，不知其可也”。对于群众性大炼钢铁，毛泽东也更看重积极性问题，他认为土法炼钢没什么可伤心的，有点损失也不必痛心；从根本上讲是得多于失，“9000万人上阵表明了他的全民性，建设速度大大提高了”。^[3]

为什么“积极性”是重要的？因为积极的背后是政治忠诚。更加紧跟中央意图的地方官员，倾向于更加忠实地执行中央政策，政治上采取更加激进的姿态；而当官员们需要在真实政绩与政治忠诚之间权衡取舍的时候，他们更加倾向于扭曲政绩和虚报数字以表达政治忠诚。为了表现出超越同侪的积极态度，地方官员有时不得不夸张地谎报政绩。对于上级领导人而言，真实信息固然重要，虚假信息也同样有其存在的合理性，那就是帮助上级领导人了解下级官员的政治忠诚情况。

这是中国地方政府竞争机制之下的产物。从政治学角度看，中国政治体制的奇特之处在于分权与集权的并存，具体表现为三个相互关联的特征，一是中央对地方政府拥有绝对的人事控制权，二是政府自上而下层层实施严格的绩效考核，三是把诸多行政职责以及绝大多数经济领域的权力都下放给了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享有高度的自主权。中央政府通常会观察比较不同地方政府对同一政策的执行情况，表彰那些表现得更忠实、更积极的地方政府官员，选择优秀者加以提拔。^[4]

市场竞争的目的是赢得消费者，地方政府竞争的目的则是为了赢得上级领导人的信赖。在干部选拔过程中，“德才兼备”、“又红又专”等原则常常被反复强调，在政治忠诚和个人才干不可得兼的情形之下，政治忠诚无疑是第一位的。

“大跃进”运动堪称地方政府竞争机制运作的极端案例，各地在工农业各领域都展开了空前激烈的竞争，毛泽东亲自号召要“学先进、比先进、赶先进”。当时正常的信息传递渠道完全失真，从上到下的统计系统近乎崩溃，“浮夸风”遍布全国，上级政府基本上已经无法获取真实信息。真实信息的缺失伴随着虚假信息的大范围散播，高产纪录令人难以置信，“放卫星”令人瞠目结舌。这些虚假信息的背后，就是政治忠诚问题。

二 作为“竞赛平台”的《人民日报》

统计工作在“大跃进”运动中崩溃了。长期掌管国家统计部门的薛暮桥曾无奈地对各省统计局长讲，“大跃进”“势不可挡”，省委命令报假账，“只能听省委的话，将来总有一天中央会问你们真实数字，你们仍要做好准备，随时可以把实际数字拿出来”。^[5]

在地方，统计部门的口号变成了“领导上需要什么，我们就提供什么，领导上什么时候要，我们就什么时候给”。^[6]某省甚至强调，统计工作要变“马后炮”为“马前炮”，广泛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