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公民社会理论从公民身份和公民权（Citizenship）的视角，将公民分为“积极公民”与“消极公民”两类。后者只是对于权利资格（Entitlement）的承认，而欠缺对于公民权利的主动捍卫，以及参与公共政治生活的积极性，其典型的权利特征是“消极的公民权”、“私性的公民权”。相反，前者不仅仅局限于对于公民基本权利的重视和自我保护，而且强调了公民作为现代社会和公共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参与者，突出了公民的行动、责任和品性（Qualities）的作用，要求以经济独立、行为自主、政治参与、文明品质（Civility）的责任与德性，来补充或替代对公民权的消极接受。哈贝马斯认为威权体制和福利国家政策导致了“消极公民”的产生，公民成为被动接受国家施予权益的对象，“促使公民性向私人性倒退，特别是将公民角色委托化（Clientalization）”。^[1]Adrian J.Learns也认为在社会治理和政治发展过程中，“积极公民”（Active Citzienship）具有更为突出的作用，有效治理依赖于拥有公共精神、承担社会责任、认同普遍价值为特征的积极公民的参与，共同构造一个以公民权利为基础的“参与型社会”（Participatory Society）。^[2]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规定，律师是指“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接受委托或者指定，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由于律师的特定职业身份，其对于法治理念的秉持和对公民权利的专业性理解，以及观察现行体制现实问题的独特视角，相较于一般民众而言，该群体有着较为积极的参政需求，政治参与的方式和途径也较为多元，具有一定的“积极公民”色彩。为何目前律师参政现象频现，其参与形式呈现何种特点，将产生哪些政治影响？本文试图结合我国经济市场化改革之后的社会变迁进程，以律师群体参政为切入点，见微知著地分析新兴利益阶层的参政需求、行为特点和政治影响。

一 律师参政的行动逻辑：职业特质、权利自觉与社会关怀

政治参与一般是指，在一定的政治体系中，公民或组织等特定的主体为表达和实现其利益诉求，运用各种合法的途径、方式、方法和策略，通过影响政治体制的构成和运行、法律法规和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公务人员的产生和配置，参与到公共政治生活中去的政治行为。从政治参与的主动性程度来分类，主要有自主型政治参与和动员型政治参与。前者即参与主体能意识到自身的利益和权利所在，并极力维护其权益，主动、自觉地选择各种方式参与政治生活的政治行为，参与者一般为积极公民。而后者主要是在特定政治体制和政治力量导向下的政治动员，或迫于威权体制的恐惧，或由于自身权利意识的懵懂，或局限于参政渠道的狭窄，参与者的积极性不高、主动性欠缺，往往只是对权力消极顺从。亨廷顿在论述现代化进程中的新兴群体参政需求增长时，特别提及律师等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积极作用，其自主参政的愿望较为强烈，认为“这批人产生了政治功效感，要求以某种形式参加到政治体系中去”，^[3]“力求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参与政治”。

（一）职业特质：律师参政的天然优势

律师作为专业的法律工作者，从职业特质来看，主要具有如下特点：（1）职业工作的政治性。法律是国家意志的制度性表现形式，是执政党统治社会的重要工具，律师常常是法律法规制定、实施与解读的重要参与者，因此律师的职业工作本身就具有浓厚的政治性特征。（2）关注事务的公共性。律师作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所代理的诸多诉讼案件和提供的法律服务，往往涉及对于各类法律法规的运用和解释，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政治、经济、社会等诸多普遍性事务，一般具有较强的公共性。（3）行为角色的代言性。由于现代社会利益的多元化，不断涌现的新兴利益群体需要在规则制定方面发出自己的声音，表达特定的利益诉求，律师常被邀请“接受委托或者指定”作为特定群体的代表发表看法。弱势群体的权利保护也是律师重点关切的领域，他们经常就一些凸显的社会问题和公共事件表达专业意见，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因此，从上述意义讲，律师具有某种天然的“政治动物”色彩，是一个国家政治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政治参与群体，其在民主法治的建设进程中有着特定的积极意义，往往反映了一个国家对于制度建设和法治的重视程度。

早在1949年的第一届政协会议上，为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