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腐败的研究，一直呈现多样性和复杂性^[1]。在西方学界，至今尚未有一个普遍适用于全世界的腐败定义^[2]。究其原因即在于“腐败是一种非常具有地方性（endemic）的现象”^[3]。也就是说腐败的地域特征非常明显，它总是与特定的政治环境、政治体制和文化习俗相联系。各个国家不同的政治制度安排，迥异的文化习俗等就会左右当地人对腐败的定义。这种差异为我们理解腐败现象、分析腐败问题带来了不少困难。因此，试图对已有关于腐败研究的梳理本身就是一件极具挑战性的工作，这也是目前学界缺乏相关研究的重要原因。本文试图在梳理腐败定义和解释路径的基础上就海外中国的腐败研究文献作一个基本的整理和评析，以期对今后进一步的中国腐败研究提供帮助。

一 腐败定义的复杂性

腐败现象，古已有之，关于腐败的研究也源远流长。西方学界普遍认为，对于腐败的界定可以划分为“前现代社会科学时代”和“后现代社会科学时代”两个时期^[4]。

（一）古典学派

前现代社会科学时代，自柏拉图以降，就开始对腐败有所关注。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认为那些为部门利益所把持的政府都是一种腐败，因此他设计了理想国，在理想国中是没有腐败的。亚里士多德则在柏拉图的基础上将政体与腐败紧密联系起来论述。他在《政治学》中指明“这里存在三种政体，同时与之对应的是三种政体的变形，腐败就是这三种变形政体的原因所在”。^[5]

显然，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都将腐败与政体（国家形式）联系了起来。他们认为腐败是一种“违反、偏离”一定规则和形式的行为。但他们所强调的不是违反法律，而是违反统治者意愿的行为。^[6]

在二者之后，马基雅维利、孟德斯鸠和卢梭则分别从个体的视角来看待和理解腐败。马基雅维利认为腐败是一种不断削弱和最终破坏个人品德的过程。因为，大部分人都是脆弱且缺乏好品质的人。因此，应对腐败的最好办法就是寻求英雄式的人物，令其担以领导之重任，从而带领民众远离腐败。^[7]孟德斯鸠则以罗马为例说明腐败可以使一个好政体变为一个坏政体，甚至走向毁灭。卢梭对于腐败的看法迥然有别于前人，他认为并非腐败之人破坏了政治体制，相反，是政治体制遭受腐败侵蚀后影响了个体。^[7] 这一看法实际上反映出卢梭已经深刻认识到腐败的根源是与权力紧密相连的，政治腐败不可避免的是权力斗争的产物。

从上述各家对于腐败的界定来看，其相似之处在于以下两点。其一，自柏拉图以降，腐败都被视为一种“恶”。这种“恶”一方面反映在个人道德失范上：是一种个人的品质败坏使然；另一方面则反映在政治体制上：是一种体制损坏、变形之结果。其二，腐败总是关乎政治的。这一点不论柏拉图还是卢梭都已经提及。在他们看来，腐败并不是个人生活层面的事件，它本身就涉及政治过程和政治体制。腐败的威力巨大，足以使政权易手、政体变质。

（二）现代学派

经典学派的观念集中在一个“恶”字上，表明腐败是一个道德层面的问题。这种道德视野与其特定的历史时代是紧密关联的。而进入现代社会科学时代之后，社会科学对于个体与社会的认识也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变。具体而言，真正开始从现代社会科学角度进行腐败研究是20世纪晚期才开始的。^[8]

从文献上看，涉及腐败定义的研究包括法律、公共利益、公职、市场、民意等多个视角。其中，有三种视角的定义主导西方学界达30年之久^[9]，它们被学界引用得最为频繁，因此也可以被称为主流定义。本文也将选取这三种定义予以介绍。

1.以公共职位为中心的定义

这个定义自1960年代起被美国政治学学者奈（J. S. Nye）提出后，一直被视为腐败定义中的经典。

腐败是一种由于追求金钱、地位等私人（个人的、亲戚的、党派的）利益而偏离或违反公共角色的规范及规则的某类行为。^[10]

奈的这个定义在他自己看来是一个相对比较窄的界定，他的目的就在于要使它能够具有操作意义。因此，该定义非常强调三个要素：公共角色；私人利益；偏离、违反。但这个经典的定义还是被很多学者质疑。其中最受争议的就是奈定义中所谈到的“偏离或违反公共职责或规范”。人们认为其对于公共职责或规范的界定语焉不详。如果要强调腐败是一种偏离常规的行为，那么这种规范的标准从何而来？^[11] 其次，对于如何界定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