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会是市场经济社会中工人的主要组织。在劳动关系中，工会代表着几十万、数百万甚至更多工人的利益，因此，工会在市场经济国家的社团活动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从理论上来说，工会是代表或反映特定属性工人的利益和需求的组织。英国工业关系牛津学派代表人物理查德·海曼（Richard Hyman）认为，工会在市场经济国家的作用至少表现为三种不同的传统：作为劳动力市场的行为主体，为劳动者争取经济利益；作为反资本主义的阶级行动主体，进行挑战体制的阶级斗争；作为社会整合的代理人，致力于社会对话。^[1]从经济学的角度，理查德·B·弗里曼和詹姆斯·L·梅多夫描绘了工会在市场经济社会中的两副面孔：第一是“垄断的面孔”，绝大多数工会具有垄断力量，为工人群体争取比竞争状态下更高的工资；第二是“代言人/应答人的面孔”，工会是集体谈判的工具，为工人群体提供与管理层对话的渠道。^[2]

中国是一个经历过共产主义革命和改革开放双重变革的社会主义国家。30多年来，市场化的经济改革不仅彻底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但是，中国的政治体制类型并未改变，与西方国家的体制类型完全不同；中国独特的政治制度安排、社会控制机制和意识形态也足以表明它与一般的威权体制大相径庭。当代中国不仅延续了列宁主义的政治体制、社会主义的传统和意识形态的遗产，同时也建立了适合市场经济的制度安排。中国的工会组织也具有不同于一般资本主义和威权主义国家工会的独特性。因此，如何理解和解释中国工会组织与国家权力和职工群众的关系，成为中国工会研究者关注的基本问题。海外中国问题研究者在“中国工会是做什么的”这一问题上做了大量的研究。笔者试图从古典二元论下的国家与工会关系、公民社会下的工人与工会关系、国家主义下的工会定位三个层面来梳理海外学者有关中国工会研究的学术文献。

一 古典二元论下的国家与工会关系

在现有以中国工会为研究对象的文献中，一个最主要的框架就是依托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基本假定，从“古典二元论”的角度讨论政党—国家（party-state）与工会之间的关系。这种视角源自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工会基本功能的“传动装置”或“传送带”比喻的说法。也就是说，工会像其他群众组织一样，应当作为一种“传送带”把工人所关心的事情、建议或意见向上级组织反映，同时保证党中央的政策、法令能传达到基层的工作场所。基于此，研究者们往往常常基于“传送带”的假设来考察1949～1990年40余年间中国共产党与工会、工人三方之间的关系。

早在20世纪60年代，保罗·哈珀（Paul Harper）就指出，共产党是由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组成的精英型政党。由于共产党员在全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非常小，因此共产党必须依靠工会、青年团等群众组织来联系广大群众，从而维持对社会的领导和控制。工会的主要角色是在共产党和工人阶级之间扮演“传送带”的角色，即自上而下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到职工群众中去，自下而上把职工群众的意愿、建议和要求反映给党组织。社会主义国家工会的这种角色把工会工作置于一种相互矛盾的悖论之中，当它们强调工会要代表和维护职工群众的利益、发挥自下而上的传输功能的时候，经常会被人指责为“脱离党的领导”，做“群众的尾巴”；当它们强调要坚持和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发挥自上而下的传送功能的时候，就被指责为“脱离职工群众”，做“行政的尾巴”。^[3]这种分析思路影响了后来研究中国工会组织的诸多研究者。

20世纪80年代中期，Alex Pravda和Blair Ruble比较清晰地阐述了共产主义国家工会所承担的“古典二元论”意义上的职能。他们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工会组织被赋予了两种不同的职能。按照列宁主义关于“传送带”的基本假设，工会发挥着连接执政党和政府与工人之间的管道作用：一方面，工会自上而下代表国家的集体利益（即“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传达党的命令和指示，动员工人进行劳动竞赛等生产性劳动；另一方面，工会自下而上传达工人的意见、建议和要求，代表和保护工人的权利和具体利益。^[4]这种工会“双重职能”（生产和维护）的论点就是保罗·哈柏分析路径的一种变体。

威尔森（Jeanne L.Wilson）研究中华全国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