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转型进程的逐步深入，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已进入制度调整、体制变革与机制创新的关键阶段，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结构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人民内部矛盾日益凸显，群体性事件与各种信访活动逐年上升，对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构成了不同程度的挑战。如何顺应时代潮流，重构中国的维稳模式，有效维护利益大分化与制度大变革时代的政治稳定，成为当前中国国家治理与政治建设的重大历史使命。

一 中国维稳模式的内涵与基本特征

“维稳”是一项有着中国特色、被提升到治国安邦层面、带有极强政治色彩的重要工作。在现行的维稳工作格局中，核心的工作任务是调适和管控各种社会利益纷争，平息各种社会不满情绪，有效维护社会政治秩序。党的十六大政治报告第一次把“维护社会稳定”作为单独的一部分内容予以集中论述；而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议进一步明确“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维护群众利益和社会稳定”，意味着化解利益矛盾和解决社会冲突、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开始成为“维稳”工作的重要内容；党的十七大政治报告将“完善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放在一起论述，“维稳”开始被明确为“社会建设”方面的工作。因此，有学者认为“维稳”工作的发展历程是一个从单一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到“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关系”，再到大力推进民生建设、突出维护群众权益的变化发展过程。^[1]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提出“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硬任务”，并要求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切实抓好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履行好维护稳定这个第一责任”，“维稳”工作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国维稳模式就是中国的执政党和政府为了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以及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确保基本政治制度的长期延续和社会政治秩序的长期稳定，应对和化解社会转型期的各种人民内部矛盾和社会政治不稳定因素，进而形成的针对社会政治稳定问题的基本判断，以及为有效解决威胁中国社会政治稳定的潜在风险与危机而提出的一系列行为选择、工作机制、公共政策、制度安排、体制创新和战略部署。其主要特征包括：

第一，中国的社会政治稳定形态是一种刚性稳定。中国的稳定是一种“刚性稳定”，主要是指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结构缺乏必要的韧性和延展性，没有缓冲地带，执政者时刻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企图运用一切资源来维系稳定。而与之相对的“韧性稳定”不仅是分权开放的、动态的、和平而有序的，而且是可以自我修复的。中国的稳定以社会绝对安定作为管治目标，把一切抗议行为如游行、示威、罢工、罢市、上访等行为都视为无序和混乱，都采取一切手段进行压制或打击。在刚性稳定下，社会管治的方式总是简单化和绝对化，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经常把民众正当的利益表达当成是对社会管治秩序的破坏。^[2]在刚性稳定的思维下，各级官员非常容易出现一种“不稳定幻象”，总有一种中国目前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越来越尖锐，社会政治稳定局面越来越严峻的感觉。在这种不稳定幻象的刺激作用下，社会政治稳定问题被无限地加以放大，整个政治体制对任何矛盾和冲突都极为敏感，社会上的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被扣上危及稳定的“帽子”而遭到横加干涉，乃至野蛮压制。危害国家和社会安全的暴力犯罪被认为是不稳定，由于失业问题、医疗及养老保障问题、环境污染问题、腐败问题等引起的矛盾与冲突也一概被认定为不稳定因素，乃至为了维护所谓的“稳定”而人为地封锁重大公共安全信息来源，所有的一切工作都为“维稳”工作让路，甚至不惜牺牲国家长远的改革和发展利益。事实上，尽管我国目前存在许多矛盾和冲突，但中国社会有很大的弹性空间，执政党和政府具备足够的权威资源和调控能力，酿成大的社会危机和政治动荡的可能性并不大。刚性稳定追求绝对的社会秩序，往往以国家强制力为基础，以意识形态控制、思想政治教育、重点对象实时监控等为手段，把一切社会抗议行为乃至法律允许的利益表达行为都视为无序和混乱，采取一切手段进行压制或打击。这种社会政治稳定模式可能蕴藏着巨大的社会风险，极易引发民众与政府的直接对立和冲突。

第二，中国维稳模式的运作机制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