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的提出

在可查阅的历史中，有关民主的定义、价值、形态、发展过程的争议层出不穷。回溯至遥远的古希腊，民主曾作为一种邪恶的存在饱受谩骂，被认为是杀死苏格拉底、构建暴民政治的首恶；时至近代，随着反专制与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关于民主的评价才开始走向“理性”。但即便在一百年前，民主也只不过充当着“龙套”角色，从未占领过政治意识形态的中心舞台。

然而，民主却以巨人的姿态统治了后半个20世纪。它赢得了两次决定性的胜利（二战和冷战），击溃了两个无法与之共存的敌人（轴心国和苏联），形成了两个综合实力超强的支柱（美国和西欧），无与伦比地扩充了版图（第二波和第三波民主化进程），构建了自己的逻辑体系（民主理论）和宗教情结（专制者亦不敢公开反对），乃至“终结了人类的历史”。民主不再是简单的政治学概念，它成为学说、机制乃至信仰。它所构筑的一系列价值与事实，成为新时代最激动人心的存在之一。充分享受民主带来富足精神与物质生活的人们自感荣耀，甚至都开始不再满足于此；而在其对立的那个世界，那里的人们仿佛无时无刻不在绞尽脑汁，仅仅为了一张前往民主世界的通行证。

那么，民主到底是不是一种更好的生活方式或者治理模式？作为一种西方色彩浓烈的政治价值，民主会不会与中国特定的社会环境相排斥？它又能否在专制传统浓厚的东方也升华为一种机制乃至情结？

本文力图通过研究全国文明城市创建运动对长沙市F社区各方面的影响，考察运动式治理模式的绩效，解释运动式治理折射出的宏观治理体系的内在逻辑及其绩效的本质特征。通过对“民主”和“绩效”这一对概念的重新探讨，本文最终希望提供一个思考框架：民主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可能缺乏普适性，但它作为一种治理方式和生产方式却存在普适性。现代社会超大规模的治理任务要求进一步开发宏观社会系统治理的潜力，“国家”作为这一系统中有限的部分，其单个效能难以维系整个庞大社会的健康运转。本文主要的设问包括：运动式治理为什么能够赢得积极的反馈？这种治理模式的绩效如何，这种绩效的形成逻辑是什么？为什么说运动式治理模式及其所包含的逻辑缺乏发展前景？在治理模式转型和变迁的过程中，民主扮演的角色是什么？民主会增加还是降低系统的治理绩效？民主究竟是不是一个必需品？

本文旨在为“什么构成了民主真正的力量”提供思考途径，并非试图寻求一种改良现状的对策，对民主化进程本身的内容和方向暂不讨论。在现存的政治社会环境下无法实验“民主”的事实，决定了我们难以证实民主在特定环境下的适应性。与自然科学相比缺乏实验的条件和可能，这是社会科学的阿喀琉斯之踵。然而这并非意味着本文选题没有价值。通过对现有治理体制及逻辑的探讨和质疑的确不能就此证明另一种治理思路的有效性，但这种讨论和质疑本身就是证明过程的第一步。中国处于政治和社会转型最关键的时期，任何讨论无所谓“正确”，只要能提供一种思考路径都将是建设性的。

选取文明城市创建运动作为观察的对象，是因为这一运动乃是当前中国转型时期整体治理模式的缩影：一方面，行政力量依旧起着统治性的作用，官僚集团、广泛的动员、集中整治行动在治理过程中依旧扮演重要角色；另一方面，各种机制和制度建设又正在健全之中，市民参与的程度和范围都在持续扩大。文明城市创建运动如同一般运动式治理缺乏民主的特质：市民没有权利决定所在城市是否参与其中，创建预算和决算都不接受市民监督，市民以“被动员”而非“自主参与”的方式卷入运动，信息的透明度缺乏保证，社会独立组织缺乏参与空间……但同时文明城市创建运动又绝非一般意义的运动式治理，各项资源的投入都以一套完善中的逻辑和机制在进行，它带来了运动之前从未存在过的“绩效”。这一进步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赞扬，提升了治理系统自身的合法性。但本文却将提出质疑：这样一个治理系统是否达到了“理想的绩效”？

在确立这个方向后，选取社区作为文章的立足点就顺理成章了。首先，中国社区机构面临的治理困境事实上也是整体治理系统缺失及环境复杂化的折射，作为最基层的一级，这种困境更加具体和鲜明，也因此更具研究价值；其次，社区作为文明城市创建运动的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