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与假设

近年来，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子女随父母进城居住和学习。截止到2008年上半年，在上海接受义务教育的外来流动人口的子女总人数379980人，在全日制公办和民办中小学就读的学生大概占到57.2%，其余的就读于农民工子弟学校（蒋佳佳，2008）。对于政府而言，所谓的农民工子弟学校，与公办学校、民办学校最大的差别就在于：前者由流出地教育部门批准成立，在流入地（上海）教育部门备案并接受其“指导”；后者则是由当地教育部门批准成立并直接“领导”的。对于学生而言，二者最大的差别则在于，前者的师资、硬件等办学条件大多很差，教学质量远远落后于后者；前者是城市中的“孤岛”，学生与上海本地青少年相对隔绝，后者则或多或少同在一个屋檐下。

社会各界对于农民工子女就学问题的关注，主要是从公民权利，特别是受教育权利的角度，对现行的农民工子女教育政策进行批判，要求城市公办学校向农民工子女开放（Kipnis，2011）。本文的立场有所不同：首先，在我们看来，农民工子女在城市接受教育，不仅仅是学习文化知识的过程，也是一个认识政治、学习政治的过程；其次，我们并不预设公办学校对于农民工子女是一个更优的选择，而是通过对两类学校的实证研究，探讨两种学校类型对于农民工子女价值观和行为模式的影响。

简言之，我们是在“政治社会化”的理论视野下探讨农民工子女学校生活的政治后果。所谓“政治社会化”（political socialization），就是人们形成政治倾向（political orientations）和行为模式（patterns of behavior）的过程（Easton & Dennis，1980［1969］：7）。家庭、学校、同侪群体、工作场所和大众传媒构成了政治社会化的主要媒介，也就是说，个人政治态度、价值观念与行为模式的养成，深受上述组织或群体的影响（熊易寒，2011）。这是本文写作的理论出发点。

在现代社会中，学校作为政治社会化媒介，其作用尤其突出。对于学校如何影响学生的政治态度与行为模式，学界已有充分的研究，其微观机制包括课程设置（如公民教育、思想政治课）、教科书、师生互动、潜在课程（hidden curriculum，指内嵌于教育结构中关于如何思考和行动的课程）、课外活动、学生社团、校园氛围，等等（阿尔蒙德、鲍威尔，1987：108-9；陈陆辉，2006：3-33；威特，2008：200；Martin，1975；Niemi，1996）。然而，学校本身的差异并没有受到政治社会化研究者的充分关注，实际上，名牌学校与普通学校的分化不仅具有深刻的“阶级”内涵（布尔迪厄，2004；易林，2007），也会影响到政治社会化的效果——既然学校主要是通过教师、课程、校园活动来影响学生，那么，这些教育资源的不平等分布，与生源的阶级特征相结合，势必会影响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与结果。

有学者指出，如果学校的人口构成与社会的微观缩影尽可能接近，那么，学生就能够有效地理解和熟悉自己成长于其中的社会的多样性。公立学校和综合学校就属于这种类型的学校，私人学校、选择性学校或者特殊学校则不属于这种类型（希特，2007：179）。还有学者注意到，不同的学校类型、不同的学校管理模式也会对学生的政治社会化产生影响（刘伟，2011）。美国学者Hayward（2000）的研究显示，精英子弟与工人阶级子弟所接受的教育存在本质性的差异，前者更强调自主、参与和独立思考，后者更强调权威与顺从。一份针对澳大利亚私立学校与公立学校校园仪式的比较研究表明，由于遵循集中化的官僚管理模式，公立学校在达成其政治社会化的效果（即培养中产阶级的传统价值观）方面，反而不如具有宽松氛围的私立学校。公立学校将所谓的正规教育置于一种集中的、官僚化的和公开控制的体系中；而私立学校不仅注重举办各种仪式与庆典，也注重发挥教职员工和学生的潜能，注重与毕业生的沟通，并且能够与周边社区、教堂以及各种社会组织互动，结果营造出轻松活泼的校园气氛。表面上看似政治目的性不强，但这些仪式和各式各样的班级活动，恰恰在培养学生认同中产阶级的价值观方面发挥了良好作用（Kapferer，1981）。

对于农民工子女而言，公办学校与农民工子弟学校构成了两种迥然不同的环境。在公办学校，农民工子女与上海本地人有更多的社会接触（social contact）（Allport，1954；Xiong，2011）；在农民工子弟学校，则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