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社会主义改造的一个组成部分，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城市发动的一场重要的政治运动。这场政治运动因其重要意义，一直备受学人的关注。尤其近年来，有很多学人对工商业改造做了学术价值较高的地方史研究（李丹莹，2006；谢瑞平，2006；王国栋，2008；李敏昌，2009）。而从心理史学的角度，探究工商业改造中利益攸关的群体的心态也是近年来学术界做的较多的一种尝试。学人从不同的角度对资本家群体的心态做了详尽的描述与还原（师吉金，2004；董宝训，2004；陆和健，2007）。但这场政治运动中另一重要群体“工人阶级”的心态则未受到重视。人们看到的多是当年的媒体与某些文学作品对工人政治热情的心理描摹，就连某些学术研究也主要是呈现工人拥护社会主义改造的政治热情（赵先强，2008）。不过就史料来看当时工人的心态是相当复杂的，表现为显性的政治热情、潜在的真实心理；旧社会原有的心态、新社会意识的更新。也有学者注意到了工人心态的这种复杂性（师吉金，2001），但总体来看，目前学术界对工人阶级的心态关注不够，既有的学术成果也是零散的、片段化的。工人阶级作为社会主义改造中最重要的群体之一，其心态对我们理解社会主义改造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本文就以广州市已公布的档案资料为基础，深入系统地揭示社会主义改造中工人阶级的复杂心态。

一般认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公布意味着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正式开幕，但事实上无论是中共高层还是学术界都认为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早在“五反”运动时就拉开了序幕（李维汉，1986；薄一波，1991；张鸣，2005）。工商界自己也认为：“工商业改造要读四页书，第一页是五反；第二页是自查补报；第三页是总路线；第四页是全行业改造。”^[1]因此本文就以“五反”运动、总路线的颁布、公私合营为几个关键点来具体解析工人阶级的心态。

另外，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是在国家的主导下进行的，国家是这场政治运动的主导者。因此，本文在研究工人阶级的心态时，会重点关注国家如何改造了工人阶级，并进而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

一 “五反”运动前后工人阶级的心态与思想意识的巨变

尽管国家早在1950年就在私营企业中建立了工会、劳资协商会议，并进行了民主改革，但“五反”运动前工人的阶级意识很淡薄，甚至对工会的认识也很模糊。据中共广州市委办公厅1951年5月25日至6月20日各区店员及工作队工作情况综合参考资料来看，店员的阶级概念是很模糊的。根据九个区（太平、惠福、永汉、长寿、荔湾、河南、大东、芳村、西村）不完整的统计，共有店员36565人，其中参加工会者有27134人。一般店员对阶级认识模糊，有些店员与资方有密切的封建关系，有些店员认为：“老板依靠工人力，工人依靠老板食”；“老板是火车头，工人是火车卡”。^[2]店员对资本家也非敌对态度。“一般店员都怕资方，登记和参加学习要看老板脸色，填表也是偷偷地，工作队找他们谈话，如有老板或与老板有关的人在就不敢谈话，或说没有时间，对参加工会怕发生劳资纠纷，认为老板是亲戚，不好意思参加。”^[2]

从上述资料来看，“五反”前工人的阶级意识比较淡薄，他们倾向于从雇佣关系与伦理关系来界定自己与资本家的社会关系。他们把自己与资本家界定为一种正常的“雇佣”关系。另外有很多店员与资本家有师徒或亲戚关系，工人在界定自己与资本家的关系时还具有强烈的伦理色彩，就是所谓的“五同”关系，即同姓、同宗、同学、同事、同乡关系。

1952年1月底按照中央的部署，广州开始发动“五反”运动。由于工人阶级意识淡薄，他们最初对“五反”表现淡漠，说：“广东人就是这样狡猾的了，回佣送礼是商家惯例，不算行贿。”^[3]另外，工人对“五反”运动也有顾虑。如有的店员就说：“反偷漏是好，但反光老板的荷包，我地亦没的捞。”^[3]很显然，在工人阶级的意识里并没有把老板作为敌对的阶级来对待。

为了改变工人的认知状态，国家对工人阶级进行了强有力的阶级教育与政治动员，目的在于让工人重新认识自己与老板的阶级属性，重塑工人的阶级意识。这种阶级意识塑造，基本上是通过三个步骤来实现的：第一是通过阶级教育让店员归队；第二是集体推动，主要是通过车间大会、座谈会、点将、誓师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