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的提出

保守和进步，一方面是价值观问题，另一方面是变化速度和程度的问题。韩国保守党派重视国家权力，进步党派注重社会权力和市民权利。韩国执政党有两大任务：一是经济，一是外交。保守党派主张以增长为主的经济政策，进步党派主张以分配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保守党派主张强化韩美同盟关系，解决朝鲜半岛问题，进步党派主张亲朝鲜，通过均衡外交政策，解决朝鲜半岛问题。就韩国历任总统的执政而言，保守和进步都不是绝对的。比如，军人统治者朴正熙是韩国历史上最大的改革者，保守党派金泳三的“文人改革”中包含了很多的进步政策。在韩国政党中，除了民主劳动党、统合进步党之外，民主共和党、民主正义党、民主自由党、新韩国党、大国家党都是保守党派，新政治国民会议、开放国民党接近“中左派”。无论是“保守党派”，还是“进步党派”，一旦掌权都倾向于保守。原因之一是历届韩国政府都认可以推动增长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二是韩美同盟关系不仅是军事关系，而且是政治、经济关系，韩国任何党派的总统都不能一下子改变韩美同盟关系。

本文提出了两个问题。其一，在执政改革方面，处于民主巩固阶段的“保守党派”和“进步党派”如何争取选民的认同。其二，卢武铉和“386世代”的“政治过剩”现象有何表现。

二 金大中“国民政府”的政治改革

（一）市民社会主义

在威权主义经济开发阶段，政府要独自解决问题，给人民以训导。在政党执政改革方面，金大中的“国民政府”所认同的“市民社会主义”反对政府专断，是与强迫性国家政策对立的。“市民社会主义”主张国家和人民订立协议，共同负责国家的命运。为了促进市民社会主义的发展，金大中政府在两个方面进行了改革。其一，促进市民团体的参与。金大中任命“经济正义实践市民联合”出身的金泰东为青瓦台经济首席，金成勋为农林部部长，聘任许多市民团体代表为“总统政策咨询委员会”“行政改革委员会”“腐败防止委员会”“新农村运动中央协议会”的委员等。1997年，“国民政府”为了赞助市民团体制定了《民间运动支援法》，每年支援150亿韩元。金大中政府时期是市民团体发展的黄金时期。当时，市民团体开展政治活动，连续出台了“公正选举市民连带”“行政改革市民连带”“政治改革国民联合会”“民族和解合作全国协会”“全国非政府组织联合”等。^[1]市民团体不是决策机构，但是金大中政府接受市民团体参与国政，使得市民团体超越权限干涉国政，市民团体被称为“第五府”，^[2]而且政府支援市民团体，试图将其官方化。其二，从金大中政府开始，许多互联网媒体出现了。金大中政府积极利用互联网媒体，例如，在新年青瓦台记者见面会上，邀请互联网媒体记者，这是在威权主义时期不可想象的事情。韩国的主流报纸《朝鲜日报》《中央日报》《东亚日报》是“保守”的，而大多数互联网媒体是“进步”的，如“Ohmy News”“media-Today”“PRESSIAN”等。在网络时代，市民通过网络媒体表达自己的政治意见。Ohmy News更认为“所有的市民都是记者”。

（二）“协议式”改革

冷战结束后，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时代到来，全球兴起了“新自由主义”浪潮。尤其是在1997年金融危机发生后，政府给予了企业雇用和解雇的自裁权。社会基层民众跟不上时代巨变，生活越来越困难。无论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的大型企业都在通过减少正式雇员数量、大量雇用临时性人员以及家庭劳动的战略来降低成本。正如工资增加、生活方式改变等方面所显示的，虽然工人阶级的物质条件总体改善，但劳动市场却因阶级分化而趋于四分五裂。在20世纪90年代，韩国工人阶级的分化是由以下几方面导致的。首先，大型企业雇员与中小企业雇员的工作条件和工资出现重大差别，导致两类工人的经济差距不断扩大。^[3]另外，被归类为临时雇员的工人大多数只是签订了短期劳动合同，非经常性就业工人迅速增多。劳动统计数字显示，在1988～1997年间，全日制雇员人数从534.8万增加到713.3万（年增长率为3.3%），而非经常性就业工人人数从276.6万增加到420.4万（年增长率为4.8%）。非经常性就业工人的人数在90年代下半期，特别是1997年金融危机以后增加得更加迅猛。据统计，1999年，一半以上（大约占52%）的工人是临时工或者日工。^[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