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和朝鲜两国隔海相望，是东北亚地区地缘关系密不可分的两个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日本结束了对朝鲜半岛长达36年的殖民统治，朝鲜半岛被美国和苏联以北纬38度线为界人为地划分为南北两部分，朝鲜半岛分裂成为朝鲜和韩国，日本和朝鲜分别隶属于美苏两大对立的阵营，日朝两国一直处于敌对的状态。冷战结束后，朝鲜是日本在亚洲唯一没有与之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虽然日朝两国自二战结束后就开始进行关系正常化谈判，但由于各种原因，两国迄今为止依然没有实现邦交正常化。

日朝两国在实现关系正常化的谈判过程中，以冷战为分界线，日本和朝鲜两国对待建交谈判的态度发生明显的换位。冷战期间，朝鲜对两国建交谈判的主动性较高，日本的表现相对冷漠；而随着冷战的结束，日本对两国建交谈判的主动性转高，而朝鲜对两国建交谈判的热情转冷。本文试图分析日本和朝鲜在冷战前后两国建交谈判过程中的各自立场以及两国在建交谈判过程中的主动性发生换位的原因。

一 冷战时期朝鲜的“主动外交”和日本的“消极应对”

二战结束之后，日本追随美国，和韩国共同采取对朝鲜不承认的立场和态度。1951年9月，在朝鲜战争期间，日美两国签订《日美安全条约》，允许美国军队在日本国内及其周围驻扎，使日本同朝鲜处于交战国的地位。^[1]朝鲜战争结束后不久，朝鲜一直主动努力试图实现同日本的关系正常化。1955年，朝鲜外相南日向日本发出了改善朝日关系的信号。金日成政府希望通过发展同日本的经贸和非官方政治联系来改善日朝关系，最终实现双方关系全面正常化。日本对朝鲜方面的主动示好，并未采取积极回应姿态，日本坚持对朝鲜半岛的南北事务采取“均衡外交”姿态。池田勇人内阁时期，日本曾提出和朝鲜发展经贸关系，但坚持“政经分离”的原则。日本优先发展同所谓“自由世界”国家间的经贸关系，但也不放弃和共产主义国家发展经贸关系，以实现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经济倍增”计划。日本于1961年开始与朝鲜发展贸易关系，试图施加对朝鲜半岛的外交影响力。^[2]

在日本“政经分离”外交原则的影响下，日本与朝鲜只发展经贸关系。日本和朝鲜的经济具有很大的互补性，日本是资本密集型市场，朝鲜是劳动力密集型市场，国内具有日本需要的充足的原材料。日本和朝鲜的贸易关系始于20世纪50年代，1955年2月17日，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和朝鲜在中国北京签署了总额为120万美元的《贸易协定》。^[3]之后经过缓慢增长时期，60年代“以物易物”的贸易方式使日朝经贸关系达到快速增长。日朝两国贸易额1962年仅为900万美元，1963年增长到1600万美元，1964年更是达到3000万美元。^[4]但1965年日韩关系的改善，使得日朝关系停滞不前，经贸关系也大受影响。

20世纪60年代，美国决定从亚洲“战略收缩”，希望盟友日本能够帮助美国分担更多的亚洲责任，因此，美国向日本施加压力，使其改变对朝鲜半岛的“均衡外交”政策。日本和韩国在美国的撮合下于1965年签订了《日韩基本条约》，日本承认韩国为朝鲜半岛唯一合法政府，并支持韩国加入联合国，反对朝鲜加入世界卫生组织（WHO）。日本的做法在客观上否定了朝鲜一方的存在。《日韩基本条约》签订之后，日本对日朝经济交流实行了极为严格的限制：佐藤荣祚政府对朝鲜技术人员入境也要求做进一步的培训，并拒绝给朝鲜贸易代表团颁发入境签证。即使赴日参加非政治性国际会议的朝鲜代表团也被日本拒绝。不久，朝鲜也对日本商人入境进行严格限制。双方关系的恶化，使得日朝贸易额在接下来的几年内骤然减少。1965年日朝贸易额为3100万美元，而1966年日朝贸易额只有1965年的1/4。^[5]在1969年《佐藤—尼克松联合声明》中，美国将冲绳的主权归还给日本，而佐藤荣祚政府被迫表示，“大韩民国的安全和日本的安全密切相关”。^[6]

日朝关系的紧张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才有所改善。当时，国际局势的大转变是日朝关系缓解的外部因素。由于尼克松访华的“越顶外交”带动中日关系出现缓和，日朝关系也随之出现改善迹象。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表示，“日本意识到朝鲜半岛存在两个朝鲜政权，争取两个朝鲜的和平相处是日本的外交目标”。田中首相的这一表态，成为这一时期日本处理朝鲜半岛政策的关键。^[7]1973年，日本外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