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论及清代中朝关系时，史学界有一种似乎已成定论的观点，认为袁世凯出任清朝驻朝商务委员后，以“监国大员”自居，横加干预朝鲜内政，动辄训斥朝鲜国王、大臣，将自己凌驾于东西方国家驻朝鲜公使之上，结果引起了公愤，加速了朝鲜李氏王朝背清自立的步伐，导致了清政府对朝政策的失败。笔者以为，此种说法并不符合历史真相。袁世凯绝不能为清政府对朝政策的失败负全部或主要责任。本文试以“朴定阳事件”为案，解剖袁世凯在朝鲜任职期间的所作所为，辨析有关评价袁世凯在朝鲜期间的不实之词。

一 奉命阻挠朴定阳赴美就任驻美公使

“朴定阳事件”是指1887年9月朝鲜国王李熙任命朴定阳作为钦差全权大臣，担任驻美公使，中朝两国为此展开的长达4年之久的外交交涉。

1887年7月14日，朝鲜国王李熙宣布任命闵泳骏为驻日办理公使，朴定阳为驻美全权公使，沈相孚（后因病改为赵臣熙）为驻英、法、德、俄、义（意大利）五国全权公使。^[1]23日，国王李熙又颁布国书，任命朴定阳为驻美全权大臣，内称：“朕知此臣忠勤综详，堪任是职，用特备书，著大臣躬亲进呈，尚冀大伯理玺天德推诚相信，从优接待，准其随时入觐，代达朕之衷曲，得以益加亲睦，共享升平焉。”^[2]朝鲜政府此举的意图十分明确，那就是要借此摆脱清政府的掌控，争取民族独立与平等，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

清政府闻知有关朴定阳任命消息后，大为恼怒，认定此事非同寻常。国际公法明文规定，只有独立自主的主权国家才有资格进行外交活动，附属国无外交之权。朝鲜作为中国的藩属国，遣使出洋，无疑是在昭告世界朝鲜为一独立平等之国。况且，朝鲜所派使臣为全权公使，职衔为二等使节，而当时清政府所派公使，职衔为三等使节。朝鲜使节位居清廷使节之上，摆脱中朝宗藩体制桎梏之意不言自明。为维护中朝宗藩体制计，更为保藩固边战略计，阻挠朝鲜使臣赴欧美就任，自然也就成为清政府的必然选择。

时任清政府驻朝商务委员的袁世凯秉承清廷之命，采取了两项应对措施：一是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营造一个有利于中国的外部环境；二是设置重重障碍，坚持中朝宗藩关系的原则不变。

英国、德国对于朝鲜派遣使臣一事持否定意见。巨文岛事件^[3]结束后，英国尽管没能实现永久占有朝鲜领土的目的，但它巧妙地利用了国际社会的各种矛盾，迫使俄国做出了永不占取朝鲜土地的承诺，维持了朝鲜半岛的原有秩序。英国政府深知，欲求其远东利益不受侵犯，中国力量是重要一极，中国扮演着抵御俄国、日本染指朝鲜半岛的重要角色，客观上维护了英国在远东地区的利益。倘若削弱中国在朝鲜半岛的影响力，必定导致俄国、日本甚至美国对朝鲜半岛的大举进攻。与此相伴的，必然是英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大撤退，这将极大地影响英国的全球战略，改变世界的战略格局。正是基于中国在朝鲜半岛地位的重要性，加之试图与中国结盟的考虑，英国政府始终或明或暗地承认中朝宗藩关系的存在。为此，当袁世凯前来咨询意见时，英国驻朝总领事威妥玛表现出了罕见的热情，极力唆使中国阻止朝鲜使臣出国。威妥玛当面质问袁世凯，朝鲜派全权大臣出国，大伤中国体面，“何不禁止”？并表示西方各国对于朝鲜的这一举动均不赞成，“中国宜禁其派往”。否则，从此以后，西方各国将以独立自主国家对待朝鲜，将不会再承认中国在朝鲜的宗主权，朝鲜将会变成第二个安南。威妥玛最后提醒袁世凯，在事关国家体面问题上，中国应当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态度，公开阻止朝鲜遣使出国。中国此举的目的不在于挑衅世界各国，仅仅是维持早已为各国所熟知的中朝宗藩关系而已。^[4]

英国人的公开支持，增强了袁世凯阻挠朝鲜派出使臣赴任的信心。9月19日，袁世凯递交照会，严厉质问朝鲜交涉通商事务代理督办大臣朴周阳、领议政沈舜泽，“韩交涉大端，向与本大臣先商，近闻分派全权，并未预商即将前往。且各国并无朝鲜商民，何故派往，徒益债累？该员往办何事？有何意见？望即知照韩政府查报”。^[5]单从照会内容看，袁世凯并不反对朝鲜派出使臣远赴欧美，反对的只是朝鲜政府违犯宗藩体制，未加请示，擅自行动。这样一来，清政府既阻绝了西方各国干预的口实，又行使了宗主国的权力，表明了中朝两国特殊关系的存在。

但袁世凯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