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近16年对于晚清与朝鲜关系史研究情况

近16年中国学术界对于晚清与朝鲜关系史的研究，也有不少专著问世，主要有徐万民《中韩关系史（近代卷）》^[1]，王明星《韩国近代外交与中国（1861～1910）》^[2]，王如绘《近代中日关系与朝鲜问题》^[3]，权赫秀《19世纪末韩中关系史研究——以李鸿章的朝鲜认识与政策为中心》^[4]和《近代韩中关系史的再照明》^[5]，杨昭全、孙玉梅《朝鲜华侨史》^[6]和《中朝边界史》^[7]（两书的主要部分皆在近代以及现代），姜龙范《近代中朝日三国对间岛朝鲜人的政策研究》^[8]。在资料的出版方面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中朝关系档案史料汇编》^[9]和《清代中朝关系档案史料续编》^[10]，前书收有清朝光绪年间（1875～1908年）军机处的录副奏折共417件，后书录有从乾隆元年至同治（1736～1874年）以及宣统时期（1909～1911年）军机处的录副奏折共396件；刘为、魏显洲主编《吉林省档案馆藏清代中朝关系史料选编》^[11]，收有从同治十年（1871）到宣统三年（1911）的清鲜关系档案149件；权赫秀编《近代中韩关系史料选编》^[12]，收录有近代中朝关系的约章17件和文牍140件；杨昭全、孙玉梅主编《中朝边界沿革及界务交涉史料汇编》，内分历史文献和历史档案两编，其中大部分史料皆为清代史料，尤其是晚清史料。从此期间所发表的大量论文来看，人们对于晚清与朝鲜关系史研究的主要兴趣在于近代中朝政治关系的变化问题上。

近代中朝政治关系的变化是从何时开始的？中国史学界虽然没有专文讨论过这一问题，但一些专著大都定在19世纪70年代。如王明星《韩国近代外交与中国（1861～1910）》就以1874年作为清朝朝鲜政策转变的起点^[13]。权赫秀在《关于近代中朝关系史（1876～1910）的几点认识》^[14]一文中，则把1876年视为近代中朝关系史的开端。而宋慧娟的《清代中朝宗藩关系嬗变研究》，也把19世纪70年代定为中朝宗藩关系的“变通”时期。^[15]但张礼恒《论清朝对鲜政策的转变及其评价》^[16]认为，变化是在19世纪80年代发生的。在他看来，1644～1882年间清朝的对朝政策仍是固守朝贡体制的传统，对朝鲜的内政和外交基本采取不予干预的政策。1882～1894年，在面对西方列强和日本的强大攻势下，清朝为了边疆的安全和“上国”的尊严，开始对朝鲜的内政外交采取干涉政策。

在晚期与朝鲜政治关系的发展进程中，清朝外交重臣李鸿章是一个关键性的人物。在研究李鸿章与朝鲜关系方面，最重要的论著当推权赫秀的《19世纪末韩中关系史研究——以李鸿章的朝鲜认识与政策为中心》^[17]。该书一一考察了李鸿章在朝鲜江华岛事件发生后所面临的中日两国皆有把朝鲜视为“藩属”的意识，在西洋各国纷至沓来朝鲜后李鸿章产生的朝鲜危机意识以及劝导朝鲜进行门户开放，在朝鲜相继发生壬午军乱和甲申政变后李鸿章对朝鲜政治两面性的认识，李鸿章对朝鲜干涉政策的确立以及甲午战争前后对朝鲜问题的认识等。内容极为详细，但由于该书是用韩文在韩国出版，极不便于中国学人的了解。关威《甲申事变与李鸿章、伊藤关于朝鲜的交涉》^[18]一文，则考察了朝鲜发生甲申政变时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就朝鲜问题的交涉经过，并通过签署《中日天津条约》解决了两国争端。在国内报刊上的相关论文还有：于建胜《甲午前中国的对朝政策——兼论李鸿章与“以夷制夷”政策》^[19]，尹小红《李鸿章与朝鲜问题》^[20]，张君法、李健《李鸿章对朝鲜的国际均衡政策（1879～1882）》^[21]，谢世诚《李鸿章与朝鲜》^[22]等。于文和张、李两人合作文皆认为，为了防止日本与西方国家的勾结，李鸿章在主导朝鲜对其他国家的政策方面，根据中国传统的“以夷制夷”思想，制定了使西方国家和日本在朝鲜的均势政策。而谢世诚则认为，李鸿章是在坚持传统清鲜宗藩关系前提下，积极帮助朝鲜抵御列强的侵略，敦促朝鲜政府顺应历史潮流进行对外开放。中国被迫卷入中日甲午战争，其原因即是清廷顾及维护自己在朝鲜的权益。不过，上述观点仍是传统意见的复述而少有新意。

在晚清对朝鲜政策的转变过程中，清朝首届驻日使馆参赞黄遵宪所写的《朝鲜策略》也曾有过重要影响。因此，人们对黄遵宪《朝鲜策略》的研究也极为重视，相关论文有：杨天石《黄遵宪的〈朝鲜策略〉及其风波》^[23]、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