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夷、叔齐是中国上古人物，孔子、孟子、庄子都曾提及，后来司马迁在《史记》中也为其立传，而且置于列传之首。孔子称伯夷、叔齐为“古之贤人”^[1]，孟子称伯夷乃“圣之清者也”^[2]，不愧为“百世之师”^[3]。因此，伯夷、叔齐两千多年来受人推崇，司马迁也认为伯夷、叔齐之所以这样著名，也是因为受到了孔子的赞颂。然而，司马迁对伯夷、叔齐的记载和评价与孔子、孟子有所不同。例如，孔子说：“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4]但是司马迁则认为伯夷、叔齐不可能无怨。因此，朱熹批评说：“他一传中首尾皆是怨辞，尽说坏了伯夷。”^[5]更为重要的争论是伯夷、叔齐是否有谏伐之事，以及伯夷、叔齐是否应该谏伐。唐代韩愈作《伯夷颂》，认为伯夷、叔齐是特立独行的榜样，“微二子，乱臣贼子接迹于后世矣”。^[6]宋代王安石则对此加以反驳，不仅否认有谏伐之事，而且认为根本无谏伐之理。^[7]夷齐论成为古代讨论君子出处和君臣大义时的争论焦点之一。这种争论不仅从中国扩展到了朝鲜半岛，而且由于朝鲜朝崇尚大义名分，夷齐论也就与朝鲜政治有着更为紧密的关系。对于朝鲜半岛，尤其朝鲜朝人对伯夷、叔齐的认识，在韩国学术界也有一些研究，但多集中在文学领域。^[8]本文则不仅从燕行使对清节祠的瞻拜，以及海州清节祠的建立来分析朝鲜王朝对伯夷、叔齐的崇拜，更分析朝鲜朝后期关于伯夷、叔齐评价的争论，以及这种争论与朝鲜朝后期政治的复杂关系，希望这种分析能够有助于说明朝鲜的夷齐认识与朝鲜的政治现实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一 夷齐庙与朝鲜的夷齐崇拜

朝鲜使行人员自何时起于使行途中去瞻拜永平府卢龙县境内夷齐庙，^[9]还不得而知。夷齐庙不知创建于何代，中间荒废了。洪武初年移建于东北面的山冈上，景泰年间移到滦河边，万历年间再次重修。

万历二年（1574），朝鲜圣节使在前往北京途中，路过孤竹城遗址，觉得“旧日之迹，今已夷漫涤荡，无一可寻，而独清风爽然，万古如昨”。^[10]他们没有来得及去游览夷齐庙，而是留待回程时再去。这年农历九月十三日回程途中，虽然这一天下着大雨，他们还是冒着大雨去寻找夷齐庙，结果迷了路，转了七、八里路才找到。他们在庙门那里稍事休整后，来到正殿，对伯夷、叔齐塑像行再拜礼，“瞻仰回思，心神飒爽”。然后又回到庙门处饮酒消遣，等午后雨小后，才穿着蓑衣四处游览，“登清风台，时云阴不开，远望永平府之野，烟树掩翳，依稀然有遗世独立之思”。^[10]他们在这里逗留良久，日将暮才离开。

很多《燕行录》都强调朝鲜使行人员瞻拜夷齐庙为定例，只是有的是在前往北京途中，有的是在回国途中。1597年丁酉再乱发生后，权悏（1542～1618）以告急使出使明朝，自然不能在途中耽搁时日，而在6月4日回程途中还是“历谒夷齐庙，遗像懔然可肃。薄夫终夕徙倚清风台，不觉毛发欲竖。去先生几千载，而能使人起敬如此，信乎孟子所谓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也”。^[11]

在进入明清交替之后，亦是如此。1656年，麟坪大君李 （1622～1658）以奏进正使第11次出使中国。11月2日，他带上干粮，约副使、书状官等人一起游览夷齐庙，到正殿行再拜礼，然后来到清风台。经历了明清交替期间的战乱，夷齐庙已相当破败，麟坪大君担心几年之后也许会成为荒芜之境。只有河中砥柱石上砥柱亭，因游人颇多，已经重修。他也觉得夷齐庙附近滦河两岸风光足称畿东第一江山，游览此处也有与权悏相似的感受。他说：“既拜清圣，又得胜赏，尘念顿减，万事如云。孟子所谓懦夫立、顽夫廉之说，诚验矣。”^[12]

在明清交替之后，瞻拜夷齐庙与尊明排清的意识联系起来，更蕴含了深意。如吴光运（1689～1745）即在《送宋参判成明燕行》诗中云：“腥风羶雨蕨薇残，孤竹祠边夕照寒。寄语精灵休望望，行人头整古殷冠。”^[13]拜谒之礼也更加郑重其事，要换冠服，三使臣先拜，然后随行人员依次拜谒。拜谒之后的感怀，也往往与此有关。如1792年1月10日，金正中跟随朝鲜冬至兼谢恩使游览了夷齐庙，酌石上泉磨墨，和清风台原韵，诗云：“滦河一带绿如薇，幽蓟尘沙镜面飞。魂若有知今世界，不堪涂炭坐朝衣。”^[14]1804年3月19日，朝鲜冬至使书状官徐长辅的裨将李海应（1775～1825）在游览了夷齐庙后，也有诗云：“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