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3～9月，谢建骁先生在韩国汉城大学进修。他的一位韩国朋友喜好收藏，对于古籍情有独钟。一日，这位朋友给他送来3件文物：一件是朝鲜李氏王朝末年的会试进士策论木刻板，全是汉字；一件是用高丽纸写的、用牛皮纸做封面的手抄本《古文真宝鉴》后集；一件是用高丽纸做封面、刀林纸（俗称电光纸）7卷线装本《朝鲜湖南志》。他曾通过网络将《朝鲜湖南志》的序、跋发给我看，但因未见庐山，未敢妄断。同年5月，韩国檀国大学东亚研究所举办“中华意识与亚洲”国际学术研讨会，笔者与台湾政治大学的胡春惠教授应邀与会，顺道去汉城大学看望他，并将这三件文物携归。^[1]经过分析研究考订，发现这是有关李朝晚期科举考试、文化人读书生活、记录全州和光州地区历史的史料，对于了解朝鲜近代社会的变迁具有一定的学术参考价值。遂撰成此文，以飨研究朝鲜历史的学者。

一 周维翰进士策论卷

关于会试进士策论木刻板。内容为丙辰科^[2]进士周维翰的会试策论答卷。分正反两面。房考官和聚魁堂^[3]正、副总裁，阅卷大臣批阅时的圈、点均一一雕刻出来。文字清晰、刻工精美、水平很高。通常会试分诗、书、策论三场。从所刻文字来看，知为“策论”。题为四书题，题目为“告诸往而知来者”。^[4]丙辰为清朝咸丰六年（1856），是年清朝在京师举行会试，光绪帝师翁同龢就是这次会试状元及第的。朝鲜于是年也举行会试，与清朝科举考试在时间上大体一致。周维翰的策论答案如下：

告诸往而知来者

善悟者妙于知，得于诗教者深矣。夫往者易知而来者难知也。论学知诗，子贡之善于悟，非子贡之深于诗乎？！若谓吾不解善学者之观理，何以若是？！其旁通而曲畅也。

夫理具于心，无以通之，则愈引而愈窒而亦会。夫理有触之，斯愈辟而愈新。感通之际，化机寓焉。固有默会于意，言之表者，正勿谓解人之难得也。赐何以可与言诗哉？！今夫教者之事，以言相宣，而学者之功，由知而入，顾有告之而始能知者。即有先之而不能尽知者，且有告之而一无所知者。往且难知来者更何望学。而赐果何如者？！从来名理之桀著莫不各有其端。发其端以示之，而未能竟其委焉。拘矣即仅能（？疑其“寻”字）其绪矣，亦浅矣。功候未深，将何以因此而识彼，吾人之教思莫不各俟其机以启之，而未克触其类焉，窒矣；即仅能观其通焉，亦狭矣。才识多昧，亦乌能即始以见终，而何以赐之？所知竟若出吾之意外也。

学无穷期，所告者己成为，故而功无止境。所知者若逢其新历一境，更有一境以相引，而赐之所言皆吾之所未言也，以是为赐之善创其新焉耳。而何以赐之所知又若在吾之意中也。处境而不囿于境，告之者已无馀思，读诗而不滞于诗，知之者何有馀蕴，进一程更有一程以相通，而赐之所言又皆吾之所欲言也，以是为赐之不留馀蕴焉耳。是知固执者多迂，迂则泥而未化；拘牵者多滞，滞则执而鲜通，赐固敏达素著也，当其听受之项（疑为“顷”字），初不从有诗之见存，而寄记遥深讽咏之馀无非见性之地。鼓歌之会皆属洽心之区，学己通乎一贯，识岂囿于三隅，其会通有深焉者矣。而四始六义非皆考证之资也哉！务博洽者不能由浅入深，侈记诵者不能即小以见大，赐固颖悟过人者也。当其领会之时，亦不必无诗之见存，而感触独捷，学问之浅深已可借觏而得境遇之。通塞不难，对鉴而明，品实列于四科，亿（？）早信其屡中，其会悟有神焉者矣。而推雅扬风非皆辩难之助也哉？安得吾们而尽如赐也耶！^[5]

聚魁堂原批：心灵手敏，清气可人，次三俱一色，笔墨诗妥适。

本房加批：虚而与之蛇委，文妙适如题妙。

文章从悟与知的关系入手，着重说明善于学习才能触类旁通，不断进步。如果自己不学习，纵然有“教者导引”，也很难达到“知”的境界。只有不断学习，再加上别人“赐教”，方能创新。文章批评泥古不化、守旧不变，指出这样的人不但不能达变获知，即使有人导引，也难“敏达”。文章强调要做到“告诸往而知来者”，必须努力学习，由浅入深、循序渐进。这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因此是一篇佳作，主考官评它为“妙文”不是没有道理的。

二 《古文真宝鉴》

关于手抄本《古文真宝鉴》应该分前集和后集，一共6卷，前集为1～2卷，后集为3～6卷，这里介绍的是后集。^[6]从书封底署名来看，是书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