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中后期正值多事之秋，看似平静的东北亚陆海空间实则波诡云谲，潜流暗涌。1592年，日本关白丰臣秀吉派小西行长、加藤清正等率20万大军侵略朝鲜，朝鲜望风皆溃，不到3个月，朝鲜两京陷落，“八道几尽没，旦暮且渡鸭绿江，请援之使络绎于道。廷议以朝鲜为国藩篱，在所必争”^[1]。由此，刚刚平定了西北宁夏哱拜叛乱的明朝军队又回马东征，开始了历时7年的万历朝鲜之役。而此间又因封贡日本的失败，丰臣秀吉再次发动侵略，所以这7年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朝鲜称之为壬辰倭乱、丁酉再乱，日本则称之为文禄、庆长之役。朝鲜之役后期正是明鲜联合抗倭的关键时期，瞬息万变的战争局势足以导致各种突发的后果。在此期间，明朝官员丁应泰由于看到朝鲜书籍《海东诸国纪》的相关记载而弹劾朝鲜，掀起一场轩然大波，一时将朝鲜君臣、东征将官、北京官员都卷入到这场政治漩涡中，由此朝鲜作为被告被迫赴京进行书籍辩诬和外交斡旋。此次外交不仅牵扯到中、朝、日三方面的历史关系，还牵扯到明朝和朝鲜各自的内部党争，具有复杂而微妙的意味。然而，学界对此次辩诬和外交重视较少，囿于史料和视野，相关研究亦不够深入，^[2]对此次外交背后的党争因素及丁应泰的动机认识不足，甚至还没有对燕行使在北京外交斡旋工作的相关梳理。对此，笔者不揣浅陋，针对明朝与朝鲜围绕丁应泰弹劾朝鲜所引起的一系列外交活动做一考察，以此阐述此次外交背后深刻的党争背景及在此期间两国关系的特殊性。

一 明朝党争背景下的丁应泰事件

明朝封贡日本这场闹剧失败后，1597年，丰臣秀吉再次发动侵略，一直被蒙在鼓里的明神宗才得知真相，“命逮石星、沈惟敬案问。以兵部尚书邢玠总督蓟、辽；改麻贵为备倭大将军，经理朝鲜；佥都御史杨镐驻天津，申警备；杨汝南、丁应泰赞画军前”^[3]。当年五月，总督邢玠、经略杨镐、提督麻贵等相继率兵东征剿倭，六月，明军攻破重镇闲山岛，杨镐檄守朝鲜王京西面的汉江和大同江，扼制了倭军的继续进攻，防守住军事运道，解除东面王京的危难，受到朝鲜君臣的高度赞扬。杨镐、邢玠相继进入王京，精心安排兵力部署，稷山大捷后，十一月，邢玠将明军分为三协，其中杨镐和麻贵率领左右两协由王京进至庆州，专攻加藤清正所在的蔚山，倭军大败，逃奔岛山坚壁不出，杨镐率军围攻不下。此时，小西行长率援军赶来，趁恶劣天气突袭明军，杨镐“仓猝撤军，结果反为倭兵所乘，不利而退”，^[4]明军转胜为败，全部撤至王京。经此一败，明军伤亡甚大，但杨镐与邢玠假传捷报，少报伤亡人数，当时阁臣张位和沈一贯亦私发书信保护杨镐。

身为言官的明朝兵部朝鲜赞画主事丁应泰得知此事后，上疏弹劾杨镐，“抗疏尽列败状，言镐当罪者二十八、可羞者十，并劾位、一贯扶同作奸”，^[5]指斥张位“与镐密书往来，朋党欺罔，镐拔擢由贿位得之”，^[6]从杨镐等诸将到内阁大臣都在丁应泰弹劾之内。神宗闻之震怒，“乃罢镐听勘，以天津巡抚万世德代”。^[7]然而，因杨镐曾解救王京，所以朝鲜君臣对杨镐感恩戴德，又因丁应泰在弹劾杨镐的疏文中建议明廷“兵不必加调，粮不必增运”，这令朝鲜君臣忧心如焚：“今日之事，不容但已。一边陈奏天朝，一边移咨军门，反覆辨析，庶几朝廷知实状，而不为邪说所惑，为今日急务耳。”^[8]于是，宣祖接连派陈奏使前往北京为杨镐辩白，“请回乾断，崇励镇抚，以毕征讨”。^[9]同时，明军将官吴惟忠、茅国器、许国威等23人亦上书神宗为杨镐辩白，希望神宗能以东征大局为重，收回成命。^[10]实际上，杨镐是因为“明朝内部的官场斗争而遭弹劾，但由于朝鲜对这件事的参与，他受到了丁应泰的猛烈攻击”。^[11]丁应泰迁怒于朝鲜，再次上疏，以“筑城”之事指摘杨镐，认为此举将会令朝鲜“坚城得志”，难保朝鲜不叛。为此，宣祖又派使臣奏辩，^[12]这使丁应泰与朝鲜的关系更加恶化。在丁应泰与朝鲜交恶的情势下，丁应泰将《海东诸国纪》^[13]作为把柄，从此书中寻找朝鲜勾结倭寇的种种证据，向神宗呈上一篇题为《属藩奸欺有据，贼党朋谋已彰事》的奏文，正式弹劾朝鲜。

丁应泰说自己在夹江中洲时，听辽人说此地乃朝鲜招引倭奴所占，阴谋“起兵同犯天朝，夺取辽河以东，恢复高丽旧土”，为证实这种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