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的提出

中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较为严重的国家之一，灾害种类多、发生频率高、分布地域广、造成损失大，因此，灾后恢复一直是政府与受灾民众必须面对的问题。对于自然灾害，社会学者更关注灾害发生前、发生时和发生后的社会性因素，而不仅是灾害的物理性后果。自然灾害只有作用于人类社会，并对社会系统产生重大影响时才能被称作“灾害”（disaster）（Tierney，2007）。灾害是造成正常的社会功能紊乱的一系列事件，“它破坏了正常的社会功能”（Moore，1958），使“常规的社会行为模式不再有效”（Killian，1954）。昆兰特里认为：“与其说存在纯粹的自然灾害，不如说是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的结合而导致了所谓灾害发生。”（Quarantelli，1989）吉尔伯特亦指出“灾害是其所在社会的函数，而不是其本身的函数”（Gilbert，1998）。

“5·12”汶川大地震给当地居民带来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也对当地原有的社会结构及其运作逻辑产生了重大影响。在这个意义上，“5·12”特大地震可被视为“破坏实验”（breach experiment）。根据常人方法学的观点，非常规的社会状态更能显露社会结构的形貌与社会关系的运作逻辑，它使社会学家可以以此为切入点，将灾害视为一种巨大扰动力量，在非常规社会状态下研究社会结构及其运作（Tierney，2007；Dombrowsky，1983）。

在灾后恢复的复杂过程中，各级政府、NGO以及村民自组织^[1]（self-organization）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研究不同类型的组织和社会成员在灾后恢复过程中的作用和扮演的角色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和理论价值。“5·12”地震之后，从中央到省、市、县、乡镇，整个科层体系都被动员起来进行灾后重建工作，大量NGO、志愿者和企业也深入到乡村，成为灾后恢复的重要力量。

本研究团队从2008年开始，在四川地震灾区进行了一系列田野研究和问卷调查。在田野研究中发现，作为灾后恢复的基本主体之一，乡村社区成员在参与灾后恢复的过程中会被不同类型的组织动员。有些村民倾向于参与由村民自发组织或由志愿性团体/NGO发起的恢复活动^[2]，有些村民却对由基层政府动员的恢复活动情有独钟。本研究的调查数据显示，村民参与自发组织的灾后救援或重建活动的总体比例为29.6%，参与基层政府组织的灾后救援或重建活动的总体比例为18.5%。

许多研究发现，受灾者在灾后会利用自己的亲属、邻居和朋友等社会关系网络获取各种支持，这对受灾者生产生活的恢复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Drabek & Key，1984：105；Soloman，1986）。自然灾害因其巨大的破坏力量，常常导致受灾地区正式制度系统运行出现一定程度的失灵，在这种情况下，“非正式”的社会网络与社会关系可以起到填补正式制度真空的作用（赵延东，2007）。而中国的情况是，在大的自然灾害发生后，各级政府往往在第一时间动员大量的物质与社会资源进行抢险救灾活动，成为抢险救灾活动以及灾后恢复活动的主导，但较多的人却仍参与了自组织的重建救灾活动，而较少参与政府发起的活动。从参与者的年龄看，政府动员最多的是30～50岁的村民，在这一年龄层中，自组织与他组织的村民参与率相差不多；在其他年龄层中，自组织活动参与率明显高于政府组织活动的参与率。另外，在调查中发现，同时参加基层政府与村民自组织搜救或重建活动的村民很少，只有总数的5.20%，参与自发组织的灾后恢复活动的村民基本不会参加基层政府组织的灾后恢复活动，反之亦然。约近一半的乡村社区居民参加了灾后的集体救援及重建活动，其中却只有1/9的人两类组织活动都参加，近九成的人只参加一边，这表明，参与灾后恢复活动的人群存在区隔，这种区隔的原因是什么，又有怎样的社会意涵？

参与政府组织的活动与参与自组织活动并不必然相斥，比如，Schafft与Brown（2000）对匈牙利的少数民族自治组织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后发现，少数民族自治组织与地方政府对社区成员的组织动员效果并非总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假如少数民族自治组织的领导者处于地方政府的人际网络中，能策略性地利用其中的各种资源，并在地方政府与社区成员之间扮演“中间人”的角色，那么地方政府对该社区成员的动员能力就会较强，在该社区中的行政效能也会较高。

在灾后恢复的特殊情境下，非正式制度或社会关系网络是如何将社会成员动员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