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社会建设？学术界有不同的界定，按陆学艺教授的概括，至少有三类界定：一类是指创建一个既能监督政府又能驾驭市场的社会；另一类认为社会建设就是社会现代化过程，或者建设一个现代化社会，主要指社会结构的合理化和现代化过程；还有一类认为社会建设就是发展社会事业和民生事业（陆学艺，2012）。在我们看来，这三类界定的一个共同点就是认为社会建设与社会关系的变化有关系，第一类界定涉及国家、市场与社会三者的关系；而第二类界定是社会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变化；第三类界定把社会事业和民生事业作为社会建设的重点，其背后也是指在这些事业发展中各种关系的变化，如什么人享受这些发展成果等。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认为，社会建设就是社会关系的再塑或再建构过程。2004年社会建设作为中央的一项重大决策提出来，是不是基于对过去几十年改革开放中的社会关系变化而做出的呢？或者说，过去几十年社会关系的变化对当前中国的社会建设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我们还能用原来的眼光去观察、理解过去几十年社会关系的变化及其带来的社会影响吗？正如贝克在分析“二战”后20年间德国社会发生的变化时指出的，“不能以现有的概念加以理解。相应的，它将被看做一种新的社会化模式”（贝克，2004：155）。同样，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多年社会关系也应有一个重新的理解，才能为当下的社会建设提供充分的理论和实证依据。

一 中国现代化与社会关系变迁

中国社会学一直在努力地去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关系的变化，并给出了各种各样的解读，如多样化、异质化、疏离化、陌生化、断裂、原子化、个体化，等等。社会关系是多维度、多层面的。在我们看来，社会关系是指社会各个部分之间形成的相对稳定的连接形式，表现为不同形态，比如血缘关系、地缘关系、组织关系、家族关系、上下级关系、族群关系、职业关系、感情关系等。在涂尔干看来，现代社会以有机联系（团结）区别于传统社会的机械联系（团结）。滕尼斯则认为，传统社会限于社区联系，注重于地域性的情感和认同，而现代社会则表现为松散的、超地域、非情感性、理性化的社会联系。政治学家戴维·米勒认为，当今社会有三种社会联系：第一种是团结的社群，存在于“人们共享民族认同之时。……首先是人们之间产生相互理解和相互信任的面对面的关系，扩展到更大的圈子，这一圈子中的人们既是由亲戚关系或相互熟识，也是由共同的信仰或文化联系在一起的”（戴维·米勒，2008：32）。第二种是工具性的联合，以功利的方式联系在一起，经济关系就是典范。第三种是公民身份的联合体，即大家在国家层面都是公民，享受平等的公民权利和责任，“公民身份可以被视作抵制市场经济所产生并使其合法化的不平等的一种地位”（戴维·米勒，2008：37）。这些学者讨论的社会关系变迁发生在西方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情境中。而贝克讨论的是“后”现代的社会问题，包括社会关系问题：“本书的主题是不引人注意的前缀词‘后’。它是我们时代的关键词。一切都‘后’了。”（贝克，2004：1）中国社会情境的独特性在于兼具传统、现代和“后”现代三者，还有一个维度是从计划向市场转变的进程，并伴随着从总体社会向市场社会和行政社会的转变。在这样的复杂情境中，中国在最近三十多年的时间内社会关系发生的变化，其复杂程度可能超过了现有相关理论的解释，包括贝克的后现代理论的解释。

中国社会关系原来是什么样？现在又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普遍的看法是，中国传统时代的社会关系是以家-国为轴线，沿着这个轴线由家的关系扩展为国的关系，家国是同构的。费孝通用差序格局来解释中国的社会关系；梁漱溟则认为，中国社会是以人伦关系为主，而不是以阶层或阶级关系为主。但是，如杜赞奇所言，进入20世纪初，国家权力伸向乡村和基层，引发农村社会关系的变化，其中一个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国家与农民之间的代理关系。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期，国家全面塑造中国的社会关系：费孝通所刻画的差序格局从显处退出，进入隐处，或者处于潜伏状态，而国家与民众的关系则走向前台和显处，每个人不论在家、在单位还是在外面，首要的身份是政治地位，即在国家的政治关系中所处的位置。在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