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融入西方伊始，就与欧洲处在一种“共生关系”（a symbiotic relationship）^[1]之中。长期以来，德国的利益与欧洲的利益是一致的，或者按照德国首任总理阿登纳的名言，德国的统一与欧洲的统一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因此，积极参与和推进欧洲一体化进程，很快就成为德国的国家利益（Staatsraison）^[2]所在。德国的努力也确实得到了回报，随着德国不断融入欧洲，它不仅赢回了全部主权，还重新实现了国家的统一，而德国统一又成为欧盟进一步扩大和深化的催化器。

与此同时，德法和解是欧洲一体化的前提，也是其推动力；换言之，“法德轴心”扮演了欧洲一体化发动机的角色。需要指出的是，“法德轴心”基于一种“不均衡的均衡”^[3]：法国政治强（拥有核弹）和德国经济强（拥有马克）之间形成了互补关系。然而，两德统一后，随着德国在欧洲中心地位的凸显以及经济实力的上升，德法之间的力量格局发生了改变，重心开始向德国一边倾斜^[4]。

无论如何，一直以来，德国习惯于通过法国并和法国一起“领导”欧洲，然而欧债危机一下子把德国从幕后推到了前台，按照英国历史学家蒂莫西·加顿·阿什（Timothy Garton Ash）的观点，这是“始料不及后果定律”（Law of unintended Consequences）使然^[5]，即正因为欧盟经济一体化对德国而言获得了成功，才造就了德国目前的领导地位。

在危机中，人们像以往那样期待着“欧洲模范生”德国为了欧盟的团结慷慨解囊，然而，德国黑黄联合政府在欧债危机上的应对，却引发了人们的困惑。2009年末希腊主权债务危机刚开始爆发时，德国更多的是沉默和犹豫，不愿出手施救。在欧债危机恶化、德国最终不得不于2010年5月出手纾困后，它又以整肃财政纪律为先决条件，要求重债国按照德国模式寻求解决危机的路径，这招致了这些国家的嫉恨。乌尔丽克·古尔洛特（Ulrike Guérot）等学者为此声称“新德国问题”在欧洲冒头^[6]，而威廉·E.帕特森（William E.Paterson）却宣称德国只是“不情愿的霸权”^[7]。这一两重性也体现在欧元国家和欧盟国家身上：一方面它们怀恨地说要警惕德国的主导乃至霸权，但另一方面又在呼唤德国的领导，波兰外长西科尔斯基（Radoslaw Sikorski）在2011年末甚至表示：“与其说我担心德国的强权，不如说我开始担心德国的不作为^[8]。”

德国至今在欧债危机中的表现，折射出德国的欧洲政策出现了某些新变化，这些变化事实上从两德统一以来就已经开始显现，只是在欧债危机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本文将首先分析德国在欧债危机中的表现及其目前在西方学术界讨论较多的原因，进而指出德国欧洲政策所呈现出的新变化，最后结合德国当前有关欧洲一体化未来的讨论，论述这些新变化对欧洲未来发展的影响。

一 德国在欧债危机应对中的表现

当2009年底希腊主权债务危机刚开始爆发时，德国政府并未把危机视作欧盟成员国共同的问题，而是依据“罪与罚”逻辑，认为希腊人必须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直到2010年3月25日的欧盟峰会，在法德建议的基础上，欧元国就希腊救助紧急计划达成一致。该计划规定，欧元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可自愿提供救助。需要指出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参与是德国的要求，而且，同样在德国的倡议下，给予希腊的救助贷款只能是作为最后手段且必须按照市场条件发放，另外，其他成员国必须为财政不守纪接受更为严厉的处罚。但是，总体上德国在2010年春并未作出令人信服的救助希腊的承诺。

随着希腊主权债务危机日益严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洲中央银行与欧盟委员会在2010年5月初与希腊政府就为期三年的紧急贷款达成一致，在1100亿欧元的总额中，欧元区国家承担800亿欧元，德国承担其中的28%（224亿欧元）。与此相对应，希腊承诺进行改革，削减赤字。紧接着，欧元国财政部长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先是在2010年5月10日决定设立临时的“欧元救护伞”，也就是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到2013年6月底总计可发放7500亿欧元贷款；后又在11月28日决定设立永久性的欧洲稳定机制（ESM），计划中的规模达到7000亿欧元，它应在2013年取代届时到期的欧洲金融稳定基金（欧洲稳定机制后来提前到2012年7月1日生效）。其间，爱尔兰、葡萄牙和西班牙先后进入“救护伞”，德国也不得不一次次接受救助基金的扩容，包括给予希腊的第二个救助计划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