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欧盟、美国与俄罗斯之间相互关系及其结构性变化的背景，是近20年来宏大国际变迁过程中的一个局部与片断。对于这一进程的认知与理解，并不是仅限于某一国、某一地区的单一判断就能够清晰把握的；也不是某一门学科、某一种理论，以及某一种主义能够全面概括的。这样一种对较为宽广视野下多边关系的运行、前景及其影响力的判断，乃是对当下国际政治复杂现实的一种求解，也是多种理论和知识运用下的一种信息聚合。虽然，这样一种观察始终面临着知识和理论准备不足之下捉襟见肘的窘迫，但是，很多情况往往不是理论和信息准备非常充分之后才能够形成较为成熟的战略和决策，而是形势逼迫着人们在相关的理论范畴形成之前，或者超越已有的陈腐见解去作出选择和破解危局。一个成长中的中国面临着太多这样的需要认真研究与应对的局面。

在上述的理解之下，笔者试图通过本题的探讨来寻求对于尚在进程中的大国间关系变化的体认和把握，以作研究和观察的参考。

一 三边关系的研究为何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选择从三边关系的视角来观察冷战后欧盟、美国与俄罗斯相互之间的关系，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在任何一种外交决策的过程中，人们所习惯的双边关系未必在任何情况下都具有压倒性的意义，在许多情况下，当人们在处理一般的双边关系时，往往受到了第三方的影响，或者是期望着对第三方产生某种影响。这里的第三方，可能指的是单独一个国家，也可能是一组国家或者一个行为者群体。从常识上讲，由三方构成的事物或者过程，比起由两方面因素所构成的事物和过程，更具有稳定性，也更具有持久性。因此，这种三方组成的关系结构，能够较多地体现出事物与过程的深层本质。这是本文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多边”视角的动因。就从冷战之后的欧盟、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相互关系来说，往往是双方关系非常明显地受到了第三方的影响，或者，反过来第三方的存在本身也身不由己地成为与另外两方的外交决策前提。从20世纪80年代晚期一直到当下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这样的三边之间的互动一直都没有停止过。进一步言之，自从国家形态——包括东方国家——出现以来的几千年文明史进程中，这样的三边关系乃是一种相当基本的国家间交往形态^[1]。

本文所称的“三边关系”和一般所称的“多边关系”这两者之间既有共性，也有区别。相同处在于，两者都是基于非双边关系这样一种复杂交往的形态；而不同处则在于，一般意义上的多边事务侧重于多边的、共同的集体决策或者多方协商沟通，而三边关系则是指双边关系之外的第三种因素或者第三个角色（或者角色群体）与这一对双边关系之间的互动。比如说，法德关系属于典型的双边关系，法德英关系则成为典型的三边关系，而欧盟成员国发生在欧洲议会、欧洲理事会、欧盟委员会的相互间关系则是典型的多边关系。

双边的、三边的、多边的这样一些形式与内容各不相同的外交关系在实际运作过程中是相互交叉、相互包含的，但是，各自又有着自己的行为特点和功能。三边关系中的客观行事逻辑，与外交家们宣布的“不涉及第三方”或者“不针对第三方”的主观政治立场的宣示是两回事。前者是指对于客观存在的外交行为过程的提炼与分析，后者是指特定外交活动背景之下的具体政治内容的立场表达。换言之，学术上关于三边关系问题的讨论，完全不妨碍政治上和外交上恪守“不涉及第三方”的原则立场。

冷战后的三边关系与冷战之前的同类过程相比，显然具有很多不同的表现形式和内涵。因此，人们比较习惯于把冷战前的三方国际行为主体之间所发生的关系，称作为“三角关系”，而不是“三边关系”。人们倾向于认为冷战之前的这种“三角关系”具有全面的对抗性，因为其内涵有着较多的意识形态禀赋；而冷战之后的“三边关系”已经不具备这样全面的对抗性。这一方面是因为冷战使两大对抗性军事集团中至少一方已经销声匿迹，另一方面是后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竞争的因素虽然未必消失，但也大大地减弱了对抗性的行为特性^[2]。笔者认为，冷战后的多边过程之所以较之冷战前较少全面的冲突对抗成分，客观上有两个原因：一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的全球化过程。这一进程的出现和推进，从根本上大大减弱了为争夺资源和地理空间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