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30余年中，国家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的城市化率经历了一个由前二十年缓慢提高，到后十年特别是近三到五年快速提高的过程。也就是说，在前一个过程（1978～1999年）中，城市化率提高约12个百分点（17.92～30.89）花了20年的时间，而在后一个过程（2000～2010年）中，城市化率提高14个百分点（36.22～50）却只花了10年的时间；特别是2008年之后提高的速度更快，不到三年时间就提高了5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2011）。2011年底据政府部门、专业研究机构发布，中国城市化率已超过50%，城市人口历史上第一次超过乡村人口（姜伟新，2010；李培林，2011；温家宝，2012），已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依据政策判断和预期，中国已经进入城市化快速增长时期。

城市化率之所以受到特别的重视，实在因为它是问题的一个显性且简明的反映，而问题的另一个面相，却暗藏在它的背面，隐性且复杂，这就是城市与乡村之关系。城市化作为城乡关系的演进动力，其水平的高低实则反映出城乡关系结构的变化，因而上述过半的城市化率才会受到人们从城乡关系角度引出的一些质疑。质疑的焦点集中在，涉及城乡关系的暂住流动农民工是否应该被统计在城市人口之中。

有研究认为，各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数据，都只能说明农民工的不稳定流动性质，而不能说明这是一种永久性转移。认为现有的统计数据是“有水分的”，原因是有大概接近2亿的农村户口居民被统计在内，但他们并没真正实现城镇化（陆学艺，2010）。如果除去这部分人，中国真正的城市化比例不到30%，大概是28%（华生，2009），因而加快城市化进程，需要尽快解决农民进城的体制性问题。政策部门针对突增的城市化率也提出，在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提高城市规划水平、加强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城市管理、改善人居生态环境的同时，要以综合系统的规划来提升城市融资能力，代替地方“摊大饼”式、依赖卖地增加财政收入的旧思路。当然，这也只是从体制和建制角度考虑的视角，如果从实质性的城市化内涵来观察，改革之后各地方所发生的“自然城镇化”过程，又可以从反向上对“行政建制城镇化”提出不同的质疑。因为在以行政建制为标准的城市化视野里，并没有考虑那些在无建制无户籍形式背后已经发生的实质性的社会变迁；比如，在生活样态、行为方式、阶层关系、组织治理模式特别是社会结构形态等方面，已经发生了从以“乡”为主向以“城”为主的社会转型（折晓叶、陈婴婴，2000）。

可见，关于城市化率的争议，不管视角有多大分歧，都有一个共同观照，牵动的都是城乡关系中最为敏感的神经——城乡空间关系结构、人口关系结构、公共政策关系结构和乡村城镇化等重大的社会结构变迁问题。如果我们将城乡关系看作城和乡之间的，由于经济、社会和政治关联及分工而发生互动和结合的制度化形式，那么，大概可以断言，它正是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包括改革开放前后，都存在的一个基本问题和重要命题，甚至表现为中国问题中最严重的结构“双重失衡”（华生，2009；华生、罗晓鹏、张学军、边勇壮，2008），成为实现发展的最为困难的症结之一。

因而，城市化进程中所引发的城乡关系的演变，实为研究的重点，而其中社会关系结构的转型更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一 城乡关系的几个研究视角

城乡关系概念的宽泛性，使得研究的着眼点特别分散，从产业关系上涉及工农业关系和结构、工农业之间的产业关联及其对城乡关系的影响；从社会关系上涉及职工、农民及其中间形态——农民工等阶层关系；从组织方式上涉及城市的行政等级和大中小城市空间的社会政治关系，还涉及中央和地方的一系列公共政策之间的相互关系。

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历史变化跌宕起伏，朝代更替繁复，治国方略迥然不同，使得近现代关于中国城乡关系的看法十分对立，我们着重于梳理其中与制度路径依赖相关联的几组研究论说，并从中找到有启发性的研究视角。

（一）冲突-融合论

在民国时期的城乡关系研究中，费孝通有关城乡冲突与合作的论说，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20世纪40年代，费孝通对于中国的城乡关系有着热切的关注。他指出那一时期关于中国乡村和都市的关系，有两种明显的观点，一种认为乡村和城市互补互利，另一种则恰恰相反，认为二者相敌对。从理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