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劳动关系作为中国百年现代史的主题

中国社会发展的现代进程已历经了一百余年，对于如此巨变的认识和理解，近代人士曾从器物、制度、思想等各项社会改造的角度来加以阐发，当下的学术界亦从思想流变、政治更迭、社会演进、制度变迁或文化转型等方面做了大量研究。事实上，如果从社会结构的演化看，再从比较微观的细处看，近代中国经济组织，如企业组织的出现及其带来的社会关系的变迁和重组，产业阶级关系的兴起以及随之形成的新的社会风习和变革浪潮，也是我们理解现代社会发展进程的一个重要枢纽。

自洋务和维新运动始，社会组织领域的革新便已肇发，这种变化反映在政治和社会经济诸领域中，比如在政治上，晚清以“合群立会”等形态形成的政治共同体和新党，逐渐改变了中国社会原有的皇权和朋党政治格局；而无论是官办还是商办的企业组织，则一改中国原有的以封建制或家产制为核心的社会经济结构，在原有的“家”“国”体系之间，开始构造一个新的群体组织系统。由此角度来看，中国的现代化历程，恰恰表现为这一中间组织形态的出现，在传统的“亲亲”“尊尊”之结构之内，又加了一层以现代观念为基础的人民共和体制，社会组织作为其中的纽带，在上表现为政党组织，在下则表现为企业组织或基层自治共同体的民间秩序。可以说，从清末民初起，中国现代的整体社会格局开始呈现出基本的雏形，这一点，无论在康有为、梁启超的“合群立会”说，还是在严复“群学”意义上的新民思想，或是在孙中山的“民权”和“民生”等政治理念中，群体或组织性的新社会形态，都起到了由传统向现代的社会结构变迁中的动力作用。而由此形成的“国家”与“民众”、“劳动”与“资本”等社会关系的基本矛盾，逐渐成为中国政治与社会未来百年演化的主旋律。

20世纪20年代，随着乡土工业的破产和农村地权的集中外流，农工互补的经济结构面临瓦解（费孝通，2001），大量农村劳动力因此流入城市、进入工厂，中国传统社会已然发生了重大结构变化，以资本为核心组成的新的社会经济领域，开始成为决定政治关系和社会关系变革的根本力量。^[1]在这股力量的背后，始终渗透着几个根本问题：一是帝国主义的殖民，往往表现为资本市场对中国的征服；二是封建势力也常常调动资本资源，通过买办等形式强化了政治经济关系的深刻变化；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在促生产业组织的同时，造成资产者和无产者的阶级分化。在这个意义上，劳工问题的社会学意义越发凸显，构成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核心矛盾之一。

对于反映在劳工阶级问题上的社会急剧变迁，不同学者和不同流派有着不同的认识。这些不同的判断，并非仅限于对于雇主与劳工、资本与劳动之关系的单向认识上，而多是从现代化进程中凸显出来的劳工问题出发，来揭示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深刻根源、影响和未来社会建设的方案。可以说，从20年代有关中国社会性质的三次论战起，劳工问题的研究不仅成为认识中国的一门显学，也构成了此后二三十年间开启学术和政治不同道路的一个重要起点。此后，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保守主义、西化论、进化论和历史循环论等观点，都登上了历史舞台，都深刻反映在对于劳工这一新兴阶级的不同认识上。

首先，随着工业化和资本化的社会发展趋势，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已经不可避免地从家族本位结构转向以劳工阶级核心家庭为基础的小家庭社会。这意味着，这些分散的小家庭不再受传统社会中庞大的家族关系网络所构成的多重社会保护，反而进一步削弱了传统社会结构的基础。同时，以微薄的货币收入为主要来源的劳工家庭基本经济结构，突破了小农经济的机制，开始使更多的民众直接面临更大的市场和金融风险，很容易陷入赤贫化的破产境地，从而形成庞大的城市贫民阶级^[2]。陶孟和在《北平生活费之分析》中通过48个工人家庭的家计统计数据显示，工人家庭以每家四五口人为主，约占总数的五分之三，且家庭结构一般为夫妻二人及其子女。这表明，“工人家庭实与现代之小家庭制度相符”，由此陶孟和推断，“中国之旧式大家庭，现仅通行于乡间及富户，而新式小家庭则常见于城市及贫民阶级”（陶孟和，2005）。可以说，正是产业组织的形成，弱化了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