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百余年的近代史，既是国家逐步走向独立富强的历史，也是社会力量成长和社会活力得到激发的历史。从清末的维新派开始，爱国志士就认识到“民弱者国弱，民强者国强”，只有激发出民众的热情和自主性，才能真正奠定国家基础。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通过群众路线这一创造成功地激发了民众活力，增强了自身力量。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不同历史时期内，国家—社会关系的外在取向虽然不断发生改变，但是基本精神追求是一以贯之的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本研究从社会认同、组织空间、运作手段三个方面细致梳理了中国近代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在建设现代国家与激发民众活力的曲折进程中展现出来的逻辑脉络。

一 中国历史情境下的“国家—社会”问题：强国与新民

进行“国家与社会”分析时，首先会遇到的一个问题是，“国家与社会”是源起于西方的理论分析框架，且只是在近二十年来才在中国社会科学中立足，它能否用来描述和分析中国近百年来的社会变迁经验？这里是否存在将西方理论话语强加于中国现实经验的粗暴？上述问题也正是在“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引入之初，中国学者时时加以反思和警惕的问题（梁治平，2003）。邓正来在20世纪90年代初论及当时的“市民社会研究”时就指出，应当力图避免“把西方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及西方理论旨在回答的问题虚构为中国发展进程中的问题”，避免“在西方的理论未经分析和批判以及其理论预设未经中国经验验证的情况下就视其为当然，进而对中国的社会事实做非彼即此的判断”（邓正来，1994）。

“国家与社会”分析的研究框架之一，是将国家与社会视为业已形成的实体——民族国家与公民社会，研究的核心议题是这两个实体之间的关系与互动。如吉登斯重在解释如何从国家与社会相分离的格局，经历重大历史变动转变为国家—社会糅合的民族国家格局，或哈贝马斯重在解释公共领域如何成为两大实体之间承上启下的中间地带。但这些研究的前提是国家与社会两大实体业已形成。如魏昂德所言，中国研究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就同对苏联、东欧政治体制的研究密切相关（魏昂德，1999），中国研究是在与西方社会以及苏联和东欧社会的比较中获得位置的。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西方学者对于传统社会主义体制下集团的利益争夺和斗争产生了兴趣，他们看到传统社会主义体制尽管缺乏西方的竞争制度，但是同样包含了许多利益集团的竞争和冲突，存在隐形的利益集团和利益斗争，存在普通公民通过种种自下而上的方式影响政府决策的途径，存在种种讨价还价。特别是在1989～1991年，苏联和东欧的社会变革被认为是这一斗争过程的必然结果和变迁顶峰。“国家与社会”分析的这一研究框架，即研究国家与业已形成的公民社会实体之间的互动竞争关系，因此被引入中国研究当中，学者们试图在中国社会内部也寻找到公民社会兴起的迹象与萌芽。

这样一种视角下的研究的意义在于，其揭示了中国社会体制中诸多利益冲突的解决机制与内在限制。但是，这样一种研究框架也因此有其天生的局限性，如“在研究中往往是在中国的现实经验与西方的概念之间做简单的比附，其突出表现是根据西方的定义在中国的复杂经验中选择与之相符的那些方面进行意义放大的研究，从而忽略了某些对于中国发展具有实质意义的方面”（邓正来，1994）。梁治平也指出：“中国的学者、官员和民众，作为历史的参与者和社会行动者，有他们自己关于‘社会’以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解和观念，而这种理解和观念并不能简单由‘civil society’一类概念加以说明，更不能被它所取代。由于这种对行动者观念世界的忽略，把一个具有西方起源的概念‘强加’于一种异质的社会现实的情形便益发突出了。”（梁治平，2003）换言之，这种研究的危险在于，依托西方的历史经验和政治类比，在中国进行“按图索骥”式的对照，将种种现象或行为贴上“公民社会”的标签，而未能顾及其中的运作逻辑和内在规律。

除此之外，这种研究框架的更大缺陷在于其历史视野的局限。如果说上述研究框架对于晚近的中国现实有一定说服力的话，那么研究视野越是放远，其解释力也就越显得捉襟见肘。究其原因，首先在于，中国近代历史也正是国家与社会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