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诚信问题频发引发社会部门的重构

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基金会恢复发展，基金会的诚信（integrity）不足一直是外界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三重管理并没有带来基金会的公信力。1995年4月，作为基金会金融资格管理方的中国人民银行（1995）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基金会管理的通知》中指出，“近年来，基金会在资助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社会福利及其他公益事业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如有相当一部分基金会存在违背国务院《基金会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的规定投资办实体、现职政府工作人员兼职及搞行政摊派的现象；有些基金会没有专职管理人员，多年不开展工作，或虽有专职工作人员，但工作成效不大；有些基金会管理混乱，规章制度不健全。对此，亟需加强管理”。从中可见基金会存在的诚信问题。但是，状况并不会因一纸通知而迅速改观。

1996年，中国某基金会因管理不善致巨额资金面临损失的事件震惊了全国，总理亲笔批示全国基金会彻查。中国人民银行随即组织对该基金会及全国性基金会现场稽核，结果令人震惊。该基金会在1996年将其银行的巨额存款，为北京某企业做贷款抵押，结果遭受了约合人民币1562万元的巨大损失。对当时62家全国性基金会的稽核暴露出隐患并非一两家，多数基金会的基金管理存在违规现象，其中有22家基金会存在不同程度的损失。很多基金会非法开展金融业务，将基金用于拆借、担保甚至抵押，完全无视风险的存在。在一些基金会，决策机制和内部管理制度形同虚设，个别基金会领导人对基金的使用有不受限制的权力，在客观上促成了基金会的违规行为。承担了62家全国性基金会现场稽核的中银会计师事务所在向中国人民银行提交的《关于审计基金会基本情况汇报》中列举了基金会存在的16种问题，其中13种问题属于基金管理方面的违规问题。在全部稽核对象中，在基金管理方面完全不存在问题的基金会仅有16家（占26%），其余的46家（占74%）不同程度地存在违规操作。1997年中国人民银行进一步对969家地方性基金会进行了稽核，查明这些基金会普遍存在现职政府工作人员兼任基金会负责人、违反规定设置分支机构、注册基金不实和活动基金不足、投资办企业以及超范围经营等问题（中国人民银行，1997）。

基金会发展期遭受诚信拷问。2004年国务院《基金会管理条例》颁布执行，我国基金会进入新的发展期。但新条例的生效并不能自动杜绝问题基金会的诚信危机。2007年，与全国牙防组形同“连体”的中国牙病防治基金会在资金运用与管理方面的问题引起社会广泛质疑。对牙防组的专项审计结果表明，牙基会使用票据为牙防组收取赞助等款项；使用外汇账户提取外汇，用于牙防组人员出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等。卫生部规划财务司审计处的《关于全国牙防组财务收支情况的审计报告》，将两者的关系描述为“牙防组利用基金会的账户收款，牙防组与赞助单位签订协议后，单位将赞助等款项汇入基金会账户，然后再由基金会账户转入牙防组账户”。^[1]二者形成了“认证的不收钱，收钱的不认证”的各自有利的局面。原本应该独立、公开的基金会账户，成了牙防组内部运作的平台。以该基金会2005年度财务收支为例：基金会用于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73.4%，而公益事业支出仅占上年度总收入的17.3%，与《基金会管理条例》中的规定呈颠倒之势。而且，基金会还存在捐赠款项不入账的嫌疑。应当注意的是，出现这一情况的不仅仅是牙基会，民政部网站上公布的84个基金会的2005年度工作报告书，超过半数的基金会达不到条例规定的公益支出比例的要求。牙基会存在的问题，反映了时下我国一部分基金会处于外部监管乏力、内部管理混乱的局面，甚至把善款当作单位的“小金库”，少数人把慈善机构看成了谋利自肥的“合法”途径（新华网，2007）。毫无疑问，这种做法已经背离了基金会的宗旨，沦为借慈善名义“圈钱”的失信行为。

2011年的“郭美美事件”^[2]，“三天毁了红十字会一百年”^[3]。这不仅是网络放大器的作用，更是社会部门的诚信和问责体系建设跟不上自媒体时代要求的后果。“郭美美事件”并非抹去了中国红十字会的悠悠历史，而是引发了公众对红十字会公开、诚信的深刻质疑。

可见，社会部门的诚信问题贯穿于每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