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三十年来的记忆研究热潮中，最具颠覆性以及最吊诡的问题就是记忆的危机问题。撇开其他深意不谈，单从字面上来看，记忆和危机这两个概念的组合本身就极其含混暧昧。因为记忆暗示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意味着对事实的回想和发现；而危机则指动摇、漏洞，与不可靠性有密切关系。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记忆危机这个概念必然包含着一定的矛盾性。是被记忆的出了错，还是记忆主体无法记忆？又或者是记忆受到限制或记忆被扭曲？记忆所指向的真实性、稳定性和安全感是如何在危机中被消解的？为什么以及如何产生了这些危机？这一系列问题映对着种种社会现实，比如，历史剧的兴盛及其引发的种种争议，红色经典及文化遗产在现实中国的接受与质疑，对艺术化表现大屠杀、“文革”等创伤体验的分寸尺度的讨论，对文化旅游产业的定位分歧，等等。显而易见，这些问题说明在对当下现实的认识和评价中存在诸多的不一致，这些不一致折射出各种各样复杂的政治文化关系，体现了现代人的精神焦虑和危机。

一

从记忆主客体的特征及其关系来看，记忆危机主要包括三个层面的含义：第一，记忆客体的边界问题，即记忆对象的真假。第二，记忆主体的权限问题，即谁有权记忆，又是谁赋予主体以记忆的权利。第三，记忆的稳定性问题，即记忆与遗忘的关系问题。前两个问题很容易理解，因为即使我们所经历的过去是一个“东拼西凑的大杂烩”（詹姆逊语），我们也无法借助记忆原封不动地复制或复活这个大杂烩，其中部分会被我们遗忘，部分会被我们掩埋，部分会被我们扭曲变形……只有极少的部分会被我们关注、提取和征用。记忆对待原始素材的不同态度和方式不能不受到生活现实的束缚和制约，而现实本身就意味着一定的立场、一种裁决，以及对潜意识领域的驯化。正如丹尼尔·夏克特所说：“记忆是我们的大脑企图理解经验并将往事经验组织成连贯叙事故事的核心职责之一。所有这些故事都是有关我们自身的，并因而构成我们如何理解自我的强大决定因素。我们的记忆力既是脆弱的，又是强大的，它是我们回顾往事、理解现在并憧憬未来的综合产物。”^[1]英国心理学家巴特列特也认为，“记忆是对往事的想象性质的重构，回忆活动……不仅决定于特定往事的内容，而且同样也决定于回忆者的‘态度’——即他关于应该会发生什么以及什么才有可能发生的预期和一般知识”^[2]。也就是说，记忆客体的边界与记忆主体的权限是互为因果的，从记忆客体的角度来说，记忆就是一系列被选择、被征用、被赋予意义的符号；从记忆主体的角度而言，记忆的二次诞生本质上就是一个语言符号的建构和叙事过程——记忆必须以被记忆的方式展现出来，这两者之间天然地存在一种互文共证的关系。

正因为记忆是借助符号得以再现和表述的，记忆是关于记忆的陈述，因此记忆就绝不可能是静止不变的、固定的，它必然要在过去和现实之间逡巡往返，“人越走向过去，记忆与想象在心理上的混合就越显得不可分解。……为此，必须摆脱那种概念特权强加于人的历史性记忆。那在日期的尺度上流动的记忆，没有在回忆的景物中足够停留的记忆，并不是充满活力的记忆。记忆与想象的结合使我们在摆脱了偶然事故的诗的存在主义中，体验到非事件性的情景。更确切地说：我们体验到一种诗的本质主义。在我们同时想象并回忆的梦想中，我们的过去又获得了实体”^[3]。回忆就像在讲一个故事，或者像是开始一段阅读，记忆文本取代记忆阻隔在我们与真实的过去之间，使我们进入一个似真似幻的、边界开放的记忆空间。充斥这个空间的是无处不在的对“真实的过去”的反观和映射，它们与真实的过去共同组成了记忆共建的根本机制。

记忆在真实和想象之间穿梭逡巡，充满了魅力，但也正是因此，记忆变得不确切，并令人怀疑。假如“真实”变成了“关于真实的话语”，对过去的记忆可以被虚构、被塑造、被想象，那么记忆的真实品质还坚不可摧吗？记忆的真实性或诚实性是否要被记忆的文学性或审美性取代？对记忆的表述是否因为语言和互文而变成一种“不可靠的叙述”呢？这些问题所反映出来的实质，大概可以说是最基本也最重要的记忆危机了。

当下社会这样的危机现象无处不在，单举影视创作即可说明。比如，以南京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