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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家的悲剧”:周行功故事的生产、传播与记忆

    作者:冯筱才 出版时间:2013年11月
    摘要:

    周行功的故事,是20世纪40年代国共相争氛围下的一个重要宣传案例。自从这个故事报道问世后,以其为典型案例的“国民党统治下科学家的悲剧”便不断被各种文化载体再生产并广泛传播,一直绵延至今。虽然这一故事的内容与原型史实之间落差巨大,但并不影响“新闻通讯”与“文学产品”互相复制,进而为塑造国民的“历史记忆”服务。这个故事从谣言到新闻再到文学,最终进入历史,这种信息的扭曲、放大、复述过程,也是中国人的历史知识或国民历史记忆的生产过程。也正因为构成国民历史记忆的“知识”往往脱离基本史实,20世纪中国人的文化价值也可能因此发生潜在的扭曲变化。这个案例也可以让我们对20世纪文学与历史、政治之间纠缠不清的复杂谱系有所了解。

    Abstract:

    As a typical case which reflected the tragedy of scientists under the rule of KMT,Zhou Xinggong’s story is of particular importance for propaganda purposes in 1940s. Although the story is very different from Zhou’s real experiences,it has been reproduced,recreated,repropogated and finally penetrated in social reality and serves the goal of shaping people’s“historical memory”. From being a rumor,to being news to being a literary text and finally to being a kind of history,the process which distorted,magnified and retold the original information is also one of the production of historical knowledge and memory among Chinese people. It is because the“knowledges”constructing our historical memory are always detached from the real history that our cultural values probably have been distorted and changed.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deeply the complicated relations among history,literature in the 20th century and politics.

    一 前言

    1948年1月15日,在上海出版的《人物杂志》刊登了一篇人物通讯,标题是《一个为罪恶的社会所杀害的航空工程专家周行功》,文章一开始便称:

    这便是中国。这是一片可怕的沙漠!科学家在这里得不到寄托的沃土,艺术家在这里沾不着滋润的雨露!有的是口号和标语、手令和训词、世故和人事,不少的学人和专家,便在这风沙的大漠上,现实生活的八阵图中、人为的诈毒的罗网里摸索、挣扎、哀鸣,而至于倒下。[1]

    随即,文章便向读者讲述了一个极其令人“悲愤”的故事:一个清华学校出身的留美工程师周行功,为了报国,放弃优渥的生活甚至妻儿,返回祖国,但无法实现理想,又因战事失去了大学教职,甚至任教的中学也把他解聘了,周行功流落于荒寺又染上鸦片毒瘾,最终在严冬的深夜倒毙于成都街头。

    这个科学家的悲剧故事,在当时国共内战的炮火中可能没有引起太多人的关注。但是,1949年之后却一再被人提起,成为国民党政府迫害知识分子的典型案例。不仅科技史书会讲到此事,周的故事甚至也进入杂文、诗歌等文学领域,甚至被编入中学作文教科书。其故事也正式进入历史,如《中国科技史》《中国航空史》都曾引用这个事例,说明国民党政府对待科学家的态度。其叙述基本与上述报道一样。“周行功”由此也成为一个历史人物而被人们植入记忆。

    目前学术界关于历史与记忆之间关系的研究,多聚焦于历史创伤及民族认同塑造等问题。[2]如有关斯大林主义与纳粹主义的历史记忆的研究,便多定位于欧洲民族认同与国族重建等议题上。[3]政权交替之后,新政权往往倾向于主导旧政权历史的建构,以塑造自身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并试图规训国民“历史记忆”甚至支配相关“文化”生产过程,但学术界对这方面的研究却不多见。如笔者就很难查到1949年前后中共如何塑造国民党政权历史的研究文献。

    由于国民政府时代离现在并不遥远,甚至许多老人都有亲身经历,因此,历史建构要成功地发展出一套叙述,有效地引起公众共鸣,并进而形成新社会或新文化认同的基础,极为不易。然而,上述周行功的故事被报道出来后,并未受到任何质疑,后来更成为一种“历史事实”在各种记忆文本间不断复制,并构成有关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细节。

    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周行功故事的生产、传播与记忆,来探讨20世纪中国的历史是如何建构起来的,这种建构与大众历史记忆以及文化形塑间的关系。为了帮助读者了解这一故事,笔者从对新闻报道文本的探讨入手,继而对人物原型进行历史考证,然后就新闻文本生产之幕后背景及政治进行研究,最后再分析其在1949年后不断出现于各种文学文本的原因,及其与大众历史记忆之间的关系。

    二 “新闻”之起源:周行功最初报道及其分析

    《一个为罪恶的社会所杀害的航空工程专家周行功》一文在《人物杂志》上发表时,其署名作者是陈仓。从文章行文我们可以看出,陈对周行功的背景并不十分了解,故事内容泰半系耳闻而来。[4]然而,此篇报道之风格又是属于人物写实性质的,言谈举止描写得异常生动,整篇文字读来,主人公音容宛然,形象跃然纸上,文学性远甚于新闻性。

    从文风上来讲,这篇人物通讯颇具感染力,如在表述上经常会加入作者的评论,或者以感叹句来引起读者的共鸣。在叙述周获得学位时,文章称“大家可以想象得到的,二十多岁的周先生当时的心境是多么快乐呵”。作者对周行功的心理动态也颇用心去描述,虽然文章并没有交代这些主观的感受是依据什么体察出来的。如“他沉恋着彼邦的科学环境,他挚爱着他的师友和学校,他留下了。……那时的周行功,沉浸在天真的兴奋中;他强烈地做着回国献身的打算,憧憬着祖国光辉的远景”,此类主观的想象,充满于文章,作者使用多种修辞手法,甚至富有煽情色彩,如以排比句表达周行功的爱国之情。“他坚定的意志却丝毫不受撼动,柔情牵不住他的归思,眼泪浇不熄他报国的烈火。”

    为了与周行功后来的穷苦潦倒形成鲜明对比,文章使用了大量的形容词,呈现一个在出国前拥有优质工作与幸福家庭的周行功。然而,费尽艰辛回到祖国的周行功却没有得到施展才华的机会,被安排进了航空委员会当一名顾问。作者把周行功刻画成一个“实际工作者”——坚持真理,疾恶如仇,最终被航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