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越战”从一开始就是梦魇般的创伤体验。“越战”不是“炮弹休克”（shell shock）这一用来研究“一战”士兵心理紊乱的术语所能概括的。事实上，热带雨林的恶劣气候、越南游击队神出鬼没的偷袭、亲眼目睹战友及敌人的恐怖死状以及更重要的对战争正义性的怀疑，都给参战的士兵带来了无尽的创伤折磨及道德困惑。因此，“越战”成了当代美国叙事作品的热门题材。在美国文化中，关于“越战”的各种电玩、电影、电视、小说、回忆录、媒体报道等是如此流行，以至于它成了当代美国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这些作品的现实主义技巧将“越战”的种种困境描写得栩栩如生，让读者或观众有身临其境的感觉，以至于“越南”或“越战”这些词语具有了多重延伸意义。根据米德尔顿的研究，甚至有字典赋予“Vietnam”一词以这么一条定义：“一种你应该立即逃离的创伤性事件或糟糕局面。”他举例说，“二战”历史学家马丁·摩根就用“非常越南”（very Vietnam-ish）一词来评价斯皮尔伯格导演的“二战”大片《拯救大兵瑞恩》（Saving Private Ryan），因为该片有“悲观精神”“绝望感”“徒劳”等特征。又比如，一部关于伊拉克战争中美国士兵伤亡的电影Grace is Gone也被说成“非常越南”（very Vietnam-esque）^[1]。诸如此类的用法充分表明了“越南”一词与创伤和恐惧感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系。

然而，由于这些叙事作品在描绘痛苦的创伤体验时所采用的逼真的模仿和娴熟的处理技巧常常会给受众带来审美快感，它们逐渐遭到了人们的质疑。许多“越战”老兵甚至在他们的汽车保险杠上贴上“越战是战争，不是电影”的字样，对电影和其他叙事作品将“越战”娱乐化的行为提出强烈的抗议。这些张贴物提醒人们，尽管越南战争有着许多超现实或非现实的因素，它始终是一场无数人因其而丧生的、给美国人带来沉重的痛苦回忆的真实战争。因此，任何对这类事件的再现都背负着沉重的伦理意义。许多艺术家勇敢地承担起了这一重负，积极地投身于探索新的叙事手法中，试图创作出既能重现“越战”创伤又能阻断读者的阅读快感，从而引领读者展开批判性反思的艺术作品，“最警觉的从暗处看世界的小说家、诗人、剧作家们不愿借助线性的、模仿性的叙事所具有的可靠且又诱人的力量来净化战争，相反，他们梳理残骸，奉献出诸多解构性的、质疑性的、由令人不安的意象并列构成的拼贴性作品。”^[2]

在这众多的艺术家中，亲历过“越战”恐怖场景的当代小说家提姆·奥布莱恩（Tim O’Brien）因其独特的叙事手法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然而，与其他“越战”小说家不同的是，奥布莱恩并不仅仅局限于逼真地再现“越战”的恐怖场面以及美国大兵所体验到的苦难创伤，而是将笔触伸向自己写作的困难，力图通过反复地向读者诉说书写真实战争故事的艰难来警醒读者，要求读者反复聆听幸存者内心的苦痛，聆听他们如何竭力摆脱创伤的阴影，进而追问战争的原因。

一 奥布莱恩与“越战”小说

奥布莱恩所有的小说都摆脱不了“越战”这个庞大的阴影，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越南生活在我内心。我有时只是用另一种说法来称呼它。我把它叫做生活。越南、离婚、父亲去世——所有这些事情会一直纠缠下去。即使你以为它们已经消失了，它们会像气泡一样不断再冒出来”^[3]。

1968年，刚刚获得政治学学士学位的奥布莱恩应征入伍，当了一名步兵，被派遣到越南参战。他所在的野战排曾经卷入惨绝人寰的“美莱村大屠杀”（My Lai Massacre）中。在这场大屠杀中，美军杀害了五百多名手无寸铁的妇女和儿童，焚毁了整个美莱村。奥布莱恩本人是在大屠杀一年之后才随队抵达这个村子的，他说：“我们当时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地方对我们那么仇视。我们不知道一年前那里发生过大屠杀。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个消息，当时我们还在那里，于是我们全都知道了。”^[4]服完兵役之后，奥布莱恩就读于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并获得了在《华盛顿邮报》实习的机会。1973年他出版了战争回忆录《如果我死于沙场，装上我，把我运回家》（If I Die in a Combat Zone，Box Me Up and Ship Me Home），从此开始了创作生涯。迄今为止，奥布莱恩出版了8部作品，包括《北部之光》（Northern Lights，1975），《追随卡乔托》（Going After Cacciato，1978，获1979年度美国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