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言

21世纪以来，荧屏上集中涌现了一大批“怀旧年代剧”，它们主要表现的是1940年代到1990年代那段与今天并不遥远但已成往事的历史，以2003年的《激情燃烧的岁月》为肇始，一直延续到近两年，并且愈加密集，《金婚》《家常菜》《风车》《幸福来敲门》《你是我兄弟》《春暖花开》《下海》《师傅》《养父》《那样芬芳》等就是其中的代表。剧中的场景、生活用品、特定的历史背景、人们的真诚与质朴……这些渐已陌生的记忆再一次浮现在人们的视线中。这些年代剧还经常会与其他题材相杂糅、嫁接，如革命军旅题材（《激情燃烧的岁月》《历史的天空》《军歌嘹亮》）、工业题材（《钢铁年代》《大工匠》）、知青题材（《北风那个吹》《知青年代》《兵团岁月》）、谍战题材（《借枪》《潜伏》）等。因此，年代剧的兴起实则是一个多维历史因素交叉构建的文化现象，而本文的研究对象——编剧高满堂的作品正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钢铁年代》《大工匠》《家有九凤》《闯关东》《温州一家人》《漂亮的事》等，无论是从市场收益、官方荣誉还是舆论口碑来评定，它们都是其中的佼佼者。^[1]

为什么一段时间内会如此大量涌现出众多模式类似的怀旧年代剧？这种对过往记忆大规模的翻新仅仅是为了怀旧吗？某个历史段落的再度浮出水面，特别是在主流文化的视阈内，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段历史可以在新的语境下，以一种新的记忆组接的方式迎合、纳入当下的主流逻辑，成为社会主导框架的一部分，发挥意识形态的整合作用。作为大众通俗文本的影视剧同时深刻实践着重述历史、建构记忆的历史叙事功能。正如学者戴锦华所言，“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最重要且基本的事实，便是大众文化工业与大众传媒接替昔日国家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功能角色。其作为因危机与僵化而陡然真空的意识形态机器之替代品，同时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必然结果。仅就叙事艺术与大众视觉文化而言，则是电视剧取代电影开始充当大众文化中的意识形态发声器。电视剧在多重历史叙述、历史故事中显示了它穿越话语雾障、重塑主流价值的角色意义”。^[2]那么，作为历史叙事，这些大众文化产品与特定的历史时期有着怎样的关系？在剧情中作为话语的历史与真实中作为事件的历史之间是怎样复杂的博弈空间？大众文化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必然有着某种合作、呼应关系，可能是有意识的迎合，也可能属于政治无意识的负载。这些涉及重述历史的文化文本，因为自身的复杂性，会给不同组群的知识分子提供丰富的阐释空间和解读视角。而新世纪主流文化的文化霸权正是体现在善于借用、平衡各个派别的力量和诉求，吸纳、响应批判性的声音。那么，如何在大众文化文本中指认出这一文化霸权的建立过程，研究对象通过何种表述策略分别迎合不同政治组群的诉求，如何在“左”与“右”的不同力量之间获得平衡，以及它响应和改写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哪些主流表述，在同与异之间思考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内部转移，则是本文关注的问题。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本文涉及如何表述历史的问题，但历史观并不在本文的考虑范围内，即本文并不考察研究对象所呈现的历史是否真实。历史都是被权力建构出来的，并不存在绝对的真实。但这并不妨碍笔者从一个批判和反思的立场去破解影视文本中语言秩序的运作机制及其带来的政治暴力与压迫，而一个相对中立的研究态度恰恰是保持清醒问题意识的前提。

从年代剧流行的角度看，高满堂的成功是很容易理解的。高满堂的作品不是一个孤立的个案，而是当下的一种重要文化现象的表征。重述历史是新世纪重要的文化症候，影视剧既参与了这种建构、重述历史记忆的过程，同时也是这一文化症候的表象。高满堂无疑是一个善于写人的编剧，其笔下有太多的草莽英雄、江湖儿女，剧情也都紧密生长在人物的起伏辗转之间。无论是慷慨悲歌的男性神话，还是忍辱负重、坚韧勇敢、博爱人间的女性传奇，都成为支撑剧情的最大亮点，或者说是它的市场价值之所在。在此，笔者无意去细数那些见诸荧屏的土匪恶霸、妓女戏子、侠士浪子等各色人物形象，他们的文学、艺术价值不在本文的考察范围内。性别书写之所以成为本文的关键词，是因为笔者将运用文化研究和女性主义的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