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问题早已是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地理学等社会科学的关注对象。这些年，随着世界范围内城市化进程的急剧加速，城市文化研究逐渐成为人文学科研究的核心领域之一。在国内，许多高校和科研机构相继成立城市文化研究中心或院所，主办城市文化研究的主题集刊或专栏，召开类型多样的城市文化研讨会或工作坊。然而，热闹背后也不乏寥落。不少机构的研究规划方向不明，难以为继，相关刊物专题出版不久之后便改弦更张，另谋他路。在这种背景下，如何作城市文化研究，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焦点。对此，我们很容易想到流行的说法：跨学科研究。如果笼统地将之视为方法论的基本指向，似乎并无不当之处。但问题在于，人们很容易将“跨学科”理解为从不同的学科视角来研究，而忽视了不同方法论之间的差异与冲突。而跨学科的真正困难在于，如何整合不同的方法论资源，全方位应对同一个城市文化问题。

城市文化研究，是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学术规划的重要方向。研究院在规划建设之初，就已经明确了跨学科研究的基本学术理念，并致力于打造不同学科背景学者之间交流沟通和研究合作的学术平台。在城市文化研究方面，不仅大力引进多种学科背景的研究人才，而且通过研究院学术辑刊《文化研究》，开辟“城市文化研究”的专题。从第14辑开始，这个栏目已经刊登不少颇有创见的佳作。本辑专题集中关注空间政治与城市身份问题。北京大学中文系林峥博士的《从禁苑到公园——民初北京公共空间的开辟》一文，考察了清末民初公园作为现代都市文明的象征，被引入北京的过程中所折射出的北京市政变革形态和都市文化景观，论文对今日北京的城市文化建设无疑是极好的历史参照。如果说“公园”的出现是北京城市记忆的历史表征，那么，“胡同和四合院”的消失则是北京城市失忆的现实场景。多伦多大学东亚系李彦非博士的论文《城市失忆：以北京胡同四合院的消失为例》，将目光投注在胡同四合院消失所引发的文化焦虑。作者对这种城市失忆的讨论，并没有停留在简单抒发文化焦虑的层面，而是深入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40年间都市建筑设计话语的变迁之中，将这种消失视为不同建筑话语角力的结果，而其失忆的表征乃是理解历史建筑时割裂其不同内涵所造成的记忆断裂的必然后果。

与这两篇论文相比，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耿波和李东瑶的论文《当代北京的城市“游逛者”与艺术产业发展三十年》，则分时段勾画了当代北京的“游逛者”人群的出现与北京艺术产业的兴起与发展的内在关系，洞察了当代北京城市空间集权的内在矛盾与危机，并指出建设“艺术创意型城市”的更新发展之路。毫无疑问，这种研究已经深深介入北京城市文化空间的现实规划之中，其重要参考价值不言而喻。

此外，香港大学助理教授潘律的《重读上海的怀旧政治：记忆、现代性与都市空间》一文，同样从记忆的视角切入对当代上海的理解。通过对当代上海空间实践和视觉表现的历史形塑方式的追溯，提出他对特定空间的怀旧，乃是对长期以来受国家话语压抑的多样城市叙事的一种表述，从中折射出城市现代性的不同实践方式之间较量的留痕。

与李彦非和潘律的研究视角相似，南京大学副教授胡恒的《中华路26号——南京城的空间记忆与遗忘》关注了古城南京的空间记忆与遗忘问题。不过，这里的“记忆”指向的是集体的创伤记忆。作者以中华路26号的改造为中心，考察了历史遗产与商业侵袭之争背后的创伤内核与现实符号秩序之战，并由此揭示出这座古城创伤生产的内在机制：创伤之点延伸为创伤之轴，再扩展为创伤之场，最后形成创伤之城。

尽管在跨学科的方向上，本辑主题的几篇论文还未能做到尽善尽美，但是作为城市文化研究专题的基本指向，这些作者的研究已经卓有成效地将“空间政治与城市身份”问题的研究推向深入。我相信，今后这些方向的研究必将越来越引人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