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在中国传统文人的精神生活中，园林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然而在20世纪初的中国，公园却是一个新鲜而陌生的舶来品。虽然“公园”一词古已有之，^[1]但在清末民初，它被赋予了全新的含义，作为一个西方现代性的概念引入中国。而在北京，公园作为西方都市文明的代表被提倡，尤与北京的都市改革与市政理念密不可分。北京公园的独特性在于它不是照搬西式，而是改造清朝遗留的园林坛庙，因此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它同时是传统与现代，既是最新的都市公共空间，也是最旧的封建皇家遗迹。在这个意义上，公园具体而微地象征了同时代的北京。

一 “公园”概念的引入

1903年，梁启超应美洲保皇会之邀游历北美，以纽约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大都会给予其震惊体验，其间，纽约的公园尤令任公印象深刻：“纽约全市公园之面积，共七千方嗌架，为全世界诸市公园地之最多者。次则伦敦，共六千五百方嗌架。”无论在数量抑或质量上，纽约的公园都首屈一指，特别是其最负盛名的标志性景点中央公园：“纽约之中央公园，从第七十一街起至第一百二十三街止，其面积与上海英法租界略相埓，而每当休暇之日，犹复车毂击人肩摩。其地在全市之中央，若改为市场，所售地价，可三四倍于中国政府之岁收入。以中国之眼观之，必曰弃金钱于无用之地，可惜可惜。”^[2]诚如任公所言，其时在中国，公园尚属新鲜事物。1868年8月，上海租界出现第一个西人的“外滩公园”，亦称“公家花园”，由英美工部局建造；1890年12月，上海工部局开放允许华人进入的“新公园”（New International Garden）。至1902年7月，北京《启蒙画报》撰文介绍西方的“公家花园”，始将公园概念纳入北京读者的视野。因此，对于1903年赴美游历的梁启超而言，公园还是一种全然陌生的体验，自然颇受醉心于新事物的他的青睐。纽约而外，《新大陆游记》中不乏对于北美诸公园胜景的描绘，如芝加哥公园、林肯公园、华盛顿公园、黄石公园等，他甚至将美国首都华盛顿比作“新大陆上一最闲雅之大公园”。^[3]无独有偶，1907年康有为亦在《瑞士游记》中感叹道：“瑞士非国也，欧洲之大公园也。”^[4]康有为于1898年戊戌政变后辗转海外，在其欧洲列国游记中，所到之处，无不对公园致意再三。^[5]对于公园的关注，不仅师徒二人心有灵犀，也体现了同时代人的共同趣味。对于近代以来的国人而言，公园是一个美好的梦想。将城市比作公园，是对一个城市的最高褒奖，亦是文人们偏爱的修辞，康梁师徒可谓得风气之先者。在梁启超看来，公园是现代市政的核心要素：“论市政者，皆言太繁盛之市，若无相当之公园，则于卫生上于道德上皆有大害，吾至纽约而信。一日不到公园，则精神昏浊，理想污下。”^[2]将公园与“卫生”“道德”层面联系起来，提升到“一日不到公园，则精神昏浊，理想污下”的高度。梁启超对于公园的理想，是与其“新民”理念互为表里的，建设公园等现代市政，是为了养成与都会精神相得益彰的现代市民。因此，公园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提供了一处公共交往的空间，更与现代市民的生活方式、作息习惯、精神风貌息息相关。康有为在考察欧洲列国公园时，亦十分注重公园对于民众的作用，如1904年《英国游记》中记载伦敦诸公园：

伦敦有二大囿，一曰海囿，一曰贤真囿。大皆十余里，林木森蔚，绿草芊绵，夕阳渐下，人影散乱，打球散步，以行乐卫生。贤真囿在英之正宫贤真睦斯宫前，敞地甚大，有喷池杂花，夹道植树，颇似吾北京煤山后大道风景。海囿尤佳，凭太吾士河两岸为之，而长桥枕流，水滨沙际，芳草红花，疏林老树，小舟无数，泛泛烟波。城市得此，差足逍遥。吾于日夕无事辄来一游，驱马倚阑，不知几十次矣。伦敦城狭而人民太多，故处处皆有小公园，方广数十丈者，围以铁阑。茂林小亭，以俾居人游憩，近邻之人家，皆有匙以入园游息也。^[6]

康氏肯定公园在地狭人稠的都会中之于市民“行乐卫生”的意义，并由“海囿”（应即海德公园）联想到北京的境况。而正如陈平原在《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晚清画报研究》中指出，偏重政教关怀、欠缺娱乐精神的北京文化，恰与启蒙知识分子的趣味若合符节，致使对于公园的关注从一开始就集中在对于民众的启蒙、教化功能上。^[7]早在1902年12月，《启蒙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