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上海怀旧：续梦黄金时代

今天我们所认同的上海怀旧，在很大程度上指的是对这个城市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黄金时代文化意象的一种重新挖掘和消费。从空间的角度来看，对外滩建筑的修葺正试图恢复当年十里洋场的辉煌。1997年，当人们重新发现被尘封了几十年的原汇丰大厦入口的拱顶上八块精美绝伦的意大利制马赛克壁画时，这种怀旧的热情似乎被推上了顶峰。不可否认的是，对老上海建筑和街区的怀旧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其对上海本地人的吸引力上。对本地人来说，这些殖民时期留下的旧建筑成为他们进行怀旧消费的主要场所。黄金地段（主要是指前法租界和公共租界）的老房子备受本地富有阶层的喜爱，而年轻的白领阶层亦十分钟爱有“老上海”风情的咖啡馆或者餐厅，这些场所因为复古家具和墙上1930年代美女月份牌而充满时光倒流的氛围。

对大部分文化评论者来说，上海的这种怀旧得以风靡，其必要条件是本地和全球对上海过去的共同想象。张旭东提出，上海怀旧试图治愈革命时期人们所经历的集体思想昏迷。它是一种后革命时期的忧郁，“在商品和消费主义大潮卷土重来之时，怀旧对上海人来说变成了一种用文化力量承受社会经济冲击的方式”^[1]。在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的文章《全球现代性中的建筑、殖民主义和场所》中，上海怀旧被理解为一种由全球和地方对峙产生的矛盾情绪。它是一种当下全球化的产物，并受到过去殖民全球性的遗产和国家权力的合力影响。^[2]中国学者罗岗则将老上海的怀旧与对资产阶级现代化以外的上海叙事的遗忘并置，对这种“窄化‘大众文化’的倾向表示疑虑”^[3]。

对这些评论者而言，上海怀旧最惊心动魄的地方，在于它跳过了中间的曲折，重新将地方与全球联系了起来。在这些谱系中，怀旧被看成全球和国家对地方的一种操控和书写。香港史学家梁元生在谈到近年来国内外史学界对上海本土史研究的热潮中提到，上海史的书写并不完全与这个城市人民的“生活经验（experienced past）”和“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吻合，而是一次由本地和国际的学者“再次记忆”（re-remembering）和“重新想象”（re-imagining）的过程。^[4]笔者认为在“本土—全球”的框架下审视怀旧的确是理解怀旧话语的重要途径之一。在不否定这些观点的前提下，笔者认为有必要从另一个角度来探究作为文化现象的城市记忆，那就是国家与地方之间的紧张。笔者认为上海怀旧不仅仅是全球化引发的，而更是体现了本土与国家之间的内在张力。中国学者张鸿声在《现代国家想象中的上海城市身份叙述》中提出，长期以来，海内外的上海学都将上海放置于两个主要的关于中国现代性的国家叙事中。^[5]一是在上海的外国势力的消失成为国家元叙事的要素，二是上海是中国现代性的代表和现代化的中心。由于上海形象的谱系通常会被统一在中国现代性的大话语中，上海记忆的混杂、矛盾和缺乏连贯性通常会被边缘化或者忽视。与上海在不同时期国家叙事的需要下所呈现的单一的形象形成对比的是，这座城市在事实上有着更为复杂的多样性。

将今天的上海看作一个不同价值、时态和历史痕迹并存的空间，而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是笔者想要特别强调的，也是本文理解上海怀旧和城市的空间肌理之间关系的基本方法。不论是作为一种个人情感，还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甚至是一种由国家意志操控的宣传手段，怀旧给不同的社会群体带来的经验可能都是大相径庭的。事实上，记忆和身份之间的互相作用从来也不是一次趋于某个总体的和谐同一的过程。在国家叙事和本土叙事之间所发生的政治中，后者通过全球话语找到了自己可能发声的空间。所以仅仅将上海的怀旧解读为一种完全是国家或资本为了参与全球化游戏的需要而产生的结果的话，可能会忽视国家内部权力谱系的复杂性。笔者不会将怀旧看作一种回顾历史的方式，而是将其看作一种抗争，以及寻找在中国现代性的国族叙事中被省略的批判声音的一种途径。本文的目的就是从空间实践和视觉表现入手，提出当下的上海对特定空间的怀旧是对长期以来被国家话语压抑的多样城市叙事的一种表述。而上海怀旧在空间体验中最终体现为一种理解中国现代性不同方式之间的较量。

二 庸俗的海派

全球化对于当今的上海来说，一方面是一种同质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