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2年9月下旬，澳大利亚西悉尼大学教授、著名文化研究学者洪恩美（Ien Ang）教授到北京语言大学出席2012BLCU国际文化研究讲坛。会后，受黄卓越教授邀请，洪恩美教授与北京语言大学从事文化研究的师生们进行了一次小型座谈。座谈被安排在一间古色古香的休闲屋中，窗外高树的枝叶泛着肥壮、幽深的翠意，洪恩美教授的情致也颇为爽健，谈兴甚浓。按照座谈会程序，洪恩美教授先讲述了自己的学术经历，然后由北京语言大学的师生向其提问。这种看似随意的座谈，也能让我们了解到这位文化研究资深学者的系统思考。座谈会后，陈晨博士根据当时的录音整理出了以下文字。

一 开场语

我和你们中间一些同学交流过，了解到你们读过很多文化研究的著作，包括斯图亚特·霍尔的著作，我想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因为霍尔是建立文化研究这一学术研究工程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他从事研究的时间很长，不仅在建立文化研究这项事业方面做出了贡献，而且在他的努力下，文化研究走出了英国，赢得了广泛的国际声誉。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他在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CCCS）担任主要领导的时候，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也正处在思想上非常特殊的一个时期。在这里，我可以谈谈我的学术是怎样与文化研究发生关联的。

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我是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的一名心理学专业的学生。心理学是一个比较艰深的学科，我并不太喜欢。好在当时的大学氛围比较灵活、自由，学生们可以自己结成学习小组，一起阅读学习，并可以得到年轻教授的指导，并与他们进行交流——这与现在的大学可能很不相同了。尤其受到当时1960年代学生运动的影响，学校有很多的学习小组，对于我来说，由于我不是很喜欢心理学，就参加了一个关于心理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小组。

我们在阿姆斯特丹，在学术上不免受到欧洲其他国家的影响，其中有来自德国的影响。那个时候德国有马克思主义心理学理论，经济力量决定主体性是这种德国影响下的典型话语。当然还有来自法国的影响，那时我们阅读路易·阿尔都塞的著作，我个人比较喜欢阿尔都塞对经济决定论的批判。他提出了一种更加复杂的结构决定论，也就是多元决定论，但这仍然没有给人们的主观能动性留下多少空间。期间我们也举行过很多讨论，学生们结成小组阅读文献，有的对德国模式感兴趣，有的则关注阿尔都塞模式。渐渐地，我们也读到了一些来自英国的著作，比如霍尔的《仪式抵抗》（Resistance through Rituals）等关于青年亚文化的研究，我立刻感到这一研究在思路上更加开放，其中虽然也保留了一些结构决定论的要素，但更强调青年人和普通人通过实践创造属于自己的文化，尽管他们的这种实践的前提是在已给定的条件下进行的。这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我想，伯明翰中心的研究工作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使马克思的理论得到了应用。

在阿姆斯特丹，我们部分学生对伯明翰学派的研究工作越来越感兴趣。这是一群来自不同专业的学生，有的对教育问题和青年问题感兴趣，有的做媒介、性别等研究，还有的关注底层劳工阶级的文化。20世纪80年代，在研究兴趣的驱使下，我们组织了一次到伯明翰的访学。那时候霍尔刚刚离开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理查德·约翰逊（Richard Johnson）继任主任一职。他非常和蔼地接待了我们，并与我们进行交谈。当时谈到了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还探讨了CCCS的运作方式，即由学生组成若干研究小组，对某一具体项目进行协同研究等。这次访谈非常鼓舞人心，我们还在伦敦见到了霍尔本人，并将访谈文章在荷兰发表。由此，荷兰开始出现了文化研究的声音，后来还陆续发表了一些相关论文。我想，这也是文化研究散播到其他国家的路径之一。我们将文化研究带到荷兰，同样的，也有其他人将之传播到瑞典、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澳大利亚可能与CCCS没有太多直接联系，主要是因为地理位置相距太远。荷兰与伯明翰只有一个小时的空程，相比之下要近得多，所以文化研究对荷兰的影响更大也就不足为怪了。

能够运用文化研究的一些概念做经验性的研究是件令人兴奋的事。因为对于很多学生来说，像阿尔都塞、福柯那样大量运用理论，把研究聚焦在某个特定理论问题上，还是比较困难的。然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