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泽克在2011年10月9日“攻占华尔街”的街头演讲中提到中国的“穿越小说”^[1]——

“2011年4月，中国政府禁止电视、电影、小说中出现包含另外的可能（alternatives）或时间旅行的故事^[2]。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好兆头。这意味着人民仍在梦想另外的可能，所以政府不得不禁止这种梦想。我们这儿则想不到禁止。因为占统治地位的系统已经压制了我们梦想的能力。”“记住，我们的基本信条是：我们被允许想象另外的可能。现存的统治已经破裂。我们并非生活在最好的可能的世界。但前面有一条很长的路要走。我们面临确实困难的问题。我们知道我们不要什么。但是我们要什么呢？怎样的社会组织方式可以代替资本主义？怎样的新的领导者是我们需要的？记住：问题不在于腐败或贪婪。问题在于推动我们放弃的这个体系。要留心的不仅是敌人。还有虚假的朋友，他们已经在试图瓦解我们的努力，以如下的方式：让你获得不含咖啡因的咖啡，不含酒精的啤酒，不含脂肪的冰淇淋。他们将努力使我们的行动变成一场无害的道德抗议。”^[3]

真所谓“生活在远方”。近年来深受中国理论界推崇的又一位大师级人物齐泽克居然在反抗资本主义的前沿阵地羡慕中国人民的梦想能力。齐泽克的街头宣言活生生地向我们演示了他在《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一书中揭示的“启蒙主义的绝境”：今日的意识形态，尤其是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不再需要任何谎言和借口，“保证规则畅通无阻的不是它的真理价值（truth-value），而是简单的超意识形态的（extra-ideological）暴力和对好处的承诺”^[4]。这显然走向了启蒙理性的反面（启蒙主义假定人的理性和理想可以战胜一切卑污），因而表现出启蒙主义的绝境：“人们很清楚那个虚假性，知道意识形态下面掩藏着特定的利益，但他拒不与之断绝关系。”^[5]为什么一切变得如此明目张胆？根本原因就在于人类已经没有“另类选择”。所以齐泽克必须在诅咒资本主义的同时申明“我们不是共产主义者”（附加的定义是“如果共产主义是指那个在1990年代覆灭的体制的话”）。问题是，“共产主义虽然彻底失败了，但‘共同利益’（the commons）的问题尚在”，这在齐泽克看来，至今仍然是人们为之奋斗的唯一理由。然而，奋斗的目标又在哪里呢？“我们知道我们不要什么。但是我们要什么呢？怎样的社会组织方式可以代替资本主义？怎样的新领导者是我们需要的？记住：问题不在于腐败或贪婪。问题在于推动我们放弃的这个体系”。齐泽克的彷徨是启蒙主义陷入绝境后的彷徨，而他最深的恐惧还不是醒来之后无路可走，而是“这个体系”已经强大到让人们难以醒来，就如电影《骇客帝国》描绘的图景：我们今日生活其中的所谓“世界”不过是机器智能（地球上的真正统治者）制作的“母体”（matrix），所有人类复杂的精神活动都是在被设定的程序里进行的，而程序之所以被设计得如此丰富多彩，只因为唯有在复杂的思维活动中被作为机智能“电池”的人类才可以提供高频率的能量。这是真正的醉生梦死，人类被剥夺了一切，甚至梦想的能力。但问题是，绝大多数人宁愿在梦想中被剥夺一切，也不愿看到自己一无所有而怀抱梦想。

正是站在如此深深的恐惧之上，齐泽克遥想中国“穿越”。其想象中的天真成分让人不得不感叹大师也是凡人，有不可在理性层面言说的精神幻象。在齐泽克的自然联想里，中国的图景尚是奥威尔式的。殊不知，作为全球化体系内为资本主义提供最强劲动力的“大中华区”主体，中国，至少是生产“穿越文学”的白领网民的世界，早已是赫胥黎笔下的“美丽新世界”。波兹曼的《娱乐至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是继齐泽克的《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之后在学术界广为流行的理论著作，因其笔法通俗，影响范围更广。中国理论界已经过了单纯追赶西方理论时髦的时期，某种理论的流行背后都有其现实动因。和发达资本主义一样，“启蒙的绝境”和“娱乐至死”也是今日中国人深层的精神困境和文化恐惧，只是这个“美丽新世界”更具中国特色而已。

齐泽克确实抓住了问题的核心，任何一种真正的变革背后都必须有一套可替代性制度的支持，否则就会演变成一场无害的道德抗议或嘉年华会。他这里忽略的是，真正有“另外可能”的梦想也需要“另外可能”制度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