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以来，纯文学领域内的长篇小说写作呈现出回归现实和生活的趋势。大部分作家放弃了曾经一度红红火火的“文体实验”，走上了一种崭新的“现代主义的现实主义”的写作范式。这种变化带来的直接后果之一，乃是长篇小说以一种隐喻的方式来处理作品中的现实生活。换句话说，21世纪长篇小说可以作为中国社会的“寓言”来解读。在这里，作家们并不满足于写出带有现实感的故事，而是更能够在叙事中提供给读者对现实的超越性体验。不妨说，现代主义的现实主义写作，让“现实”不再仅仅是所谓“活生生”的现实，更是对“活生生”的现实的隐喻性呈现和仪式化反思。

相对而言，最近几年间兴起的以人们的日常生活伦理为题材的作品，反而较多地保有传统现实主义写作的特色，成为我们观察近十年间中国社会伦理情感发生重大变化的窗口。尤其是其中大部分小说围绕城市中男女生活展开，给我们勾勒了一幅21世纪中国人生活伦理转型历程图谱。不妨把最近兴起的以都市人家庭生活、情感纠葛和人情伦理为核心话题的小说，统称为“都市新伦理小说”。

在这里，所谓“新伦理”指的是，小说写作的核心线索或者故事进程的核心动力总是与当前中国人血缘伦理、情爱伦理和交往伦理的新现象有关系。在这些作品中，30年来中国社会的种种变化，都寓言性地体现为人们面对新的世界时所产生的道德震撼与生命喟叹。没有比情感伦理领域的变化更贴近我们的肉身，也就没有比新伦理的质疑、反思、认同和批判更能显示这个时代的内部所存在的种种矛盾、纠葛与分裂。

简言之，这些小说中跌宕起伏的故事以及感人的场景，要么是当前中国社会伦理观念转变的产物，要么就是新伦理观念本身。也正是这些小说，正在悄悄修改我们的生活，塑造我们看待自己和他人的新的目光。

从传奇、启蒙、批判到焦虑

写家庭、爱情和人情，一直以来是中国文学的重要传统。尤其是以人伦天伦之变为视角，在道德震撼中写故事，更是古代到现代诸多小说的写作传统。总体来看，中国文学中的伦理叙事经历了明清以来表达伦理生活变迁的“市井传奇体”、晚清以来表达社会伦理复杂状况的“文化启蒙体”、20世纪80年代以来面对现代社会伦理冲击的“反思批判体”，一直到21世纪出现“都市新伦理小说”，不仅形成了新型的小说写作潮流，也用现代主义的现实主义写作意识，塑造了伦理巨变过程中“焦虑呈现体”的叙事模式。

事实上，中国传统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在发生与兴盛历程中，演义与传奇构成了两个有趣的线索。前者演说历史、铺张故事；后者植根日常生活、力求伦理震撼。“三言两拍”展示的世界图景就是一个正在变化中的中国市井社会伦理景观，《金瓶梅》则将中国人带入身体感性伦理时代，《红楼梦》宣告了家族伦理体系正在崩溃的现实，而《聊斋志异》的鬼狐世界则凸显了乡村社会道德逐渐解体的景象。

晚清以来，对于新生活的向往与警惕，分布在不同的小说中，而小说的创作中依然可以寻绎到这两条线索。作家们把伦理生活的变迁看作是新时代到来的前奏，在痛苦和怀疑中，力求以自己的写作启蒙人们走向新生。从鲁迅的《伤逝》到郁达夫的《沉沦》，我们可以感受到传统与现代的道德对立在这一代作家心灵上刻下的划痕；而“革命加恋爱”的故事、巴金的三部曲一直到张爱玲写出的上海十里洋场的世界，都在昭示一种崭新的生活理念的诞生。新中国成立以后，伦理爱情、家庭亲情和社会人情的小说，都紧紧附着在社会主义新生活叙事的链条上。张爱玲的《十八春》在国内发表的时候，把投入到社会主义新生活作为一种历史的拯救方式来书写，旧伦理生活如同旧社会一样被摒弃；王蒙的《青春万岁》用一种荡涤旧生活的热情把“新时代青年”刻写在新时代中国的纪念碑上。

到了20世纪80年代，伦理叙事的视角发生了多元变化。“人”的问题浮出水面，其核心内涵自然与人应该如何活才能活出人样、人的价值何在，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如何对待等问题紧密相关。答案的多元与叙述逻辑的一致，构成了反思批判的写作范式。《芙蓉镇》代表了用伦理亲情代替政治理性的趋势；《爱是不能忘记的》则标举情感主义的大旗，试图肃清泛政治化伦理的印记；《飘逝的红纱巾》第一次显示了商品化的伦理体系与传统生活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