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新时期伊始的“新启蒙”思潮，1980年代的中国文学、历史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各个领域掀起了有关主体自由话题的讨论。“纯文学”是这一思想解放大潮的延伸，它吁求人的自由和解放，并且试图建立个人主义旗帜下的社会伦理和价值标准。不过，当下的“纯文学”正在逐步丧失与历史展开对话的能力，沦为一种本能的机械悸动。刘复生教授发表于《探索与争鸣》2012年第8期的《思想贫血之后的艺术干枯——对当代小说写作现状的一种批判》（以下简称“刘文”），返归“纯文学”研究的本源，通过对一种基于历史创伤形成的“观念模式”的批判，指出“艺术干枯”背后的症结是“思想贫血”。基于此，文章呼吁作家和评论者摆脱“犬儒状态”，以“新鲜的思想”完成文学的自救。笔者基本认同这一思想取向和批判立场。不过，刘文中的立论依据和逻辑推演尚有可待商榷之处。笔者有两个方面的质疑：历史的创伤记忆是否禁锢了作家思想的能力？当下“纯文学”的平面化是历史的罪过还是别有苦衷？

一 创伤记忆是否禁锢了当代作家的思想能力

刘文首先将当下纯文学的衰败归结为思想的贫弱。他认为，对历史的固执迷恋与创伤性体验，不仅造成了作家对当下现实的隔膜，更造成了他们思想上的普遍平庸状态。“当代文学无思想”，可谓一语直击中国当代文学的要害，中外不少学者都对中国当代作家的思想能力和思想状况表示了极大的担忧。近几年颇为风行的“垃圾论”中，一些学者不仅担心“思想能力”，而且还直指中国当代文学的“语言问题”、“形式问题”和“世界观问题”。但是，刘文将思想问题的症结诊断为历史创伤的迷恋与执著，这一诊断报告还是欠妥的。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遮蔽了对于历史动机的深入追问。

我们先从心理学角度回溯一下人类的创伤体验，以便进一步了解中国作家在历史创伤表达中的执著和犹疑。“创伤”指代一种由灾难性事件导致的、造成持续和深远影响的心理伤害。在现代，“创伤”一词是指既需要表现又拒绝被表现的一种偶发情境。弗洛伊德写道，具有创伤性的事件，是未完成的事件，对个人来说，它似乎是一种“尚未被处理的紧急任务”^[1]。在此基础上，当我们阅读弗洛伊德的《摩西与一神教》，反而发现，创伤与其说是一种潜意识的症候，不如说是一种历史症候，这一症候天然地指向创伤和历史的复杂矛盾关系。

正是因为创伤体验既是一种潜意识症候，也是一种历史症候，所以“右派作家”和“知青作家”走不出与人生经历相连的历史创伤记忆。“这些记忆自然更容易带出那种1980年代的情绪，一种被历史亏欠了的人生情结。”^[2]但是这一症候并不如刘文所认为的，对创伤的执著代表了对自我的阉割。原因有二：

其一，新时期以来客观环境的限制，使得对革命乃至“文革”创伤的描绘仍然是“带着镣铐跳舞”。1980年代的文学仍然具有“革命”的本质，人道主义话语也是革命的、阶级的人道主义话语。“人”并不是“个人”而是“人民”的“人”。反思也不是对革命本身的反思，而是对“冒充革命”的“反革命”的反思。在此，革命伦理和革命政治并没有褪色。新世纪以来，现行的宣传体系和作家体制虽然摆脱了极“左”的意识形态，但是对于极“左”“革命”内涵的暴露和批判依然属于重要的禁忌。这注定了当下的文学创作往往流于“创伤复现”而非更深一步地介入“创伤表现”。即便是先锋文学，在对于革命题材的处理时也难以先锋，读者往往读到的是“不敢言”、“不能言”和“不便言”，从形式到内容上都不可避免带有某种“漂浮性”。

其二，作家创伤叙事的孱弱并非仅仅缘于外在的阉割，更多地是出于一种内在精神的认同。至今许多“反思”“伤痕”作家，包括“右派作家”，特别是其中的中年作家，都具有坚定的“革命认同”。如从维熙所说，其所以选择文学写作的方式来“千方百计医治我们国家的伤痕”，是出于其“革命良心”。张贤亮则以“社会主义的改革者”这样的“革命身份”自居。即使对革命创伤有所表现，也往往将突破限定在“感性反思”的安全边际内。亦如张承志《北方的河》和梁晓声《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所呈现的，“连青春的错误都是充满魅力”的。即使这里“满盖荒原”，但当事人却有选择地把生存状态的阴暗面加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