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2012年12月，詹明信再次来中国讲学，为我们带来了《奇异性美学》《重读〈资本论〉》等思想惊喜。也正是此前的一段时间，上海大学秋季学期的课堂上，我组织文艺学2012级硕士研究生同学们一起研读了詹明信的重要文章《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

我找来了发表于1984年《新左派评论》期刊上的这篇文章（以下简称“期刊版”），并配以1991年杜克大学出版社的同名专著版（以下简称“专著版”），以及相对应的陈清侨基于期刊版的中译本（发表于张旭东编辑的《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三联书店1997年出版，以下简称“陈清侨版”）和吴美真基于专著版的中译本（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公司，1998年出版，以下简称“吴美真版”）。作为一种理论细读训练，全班8名同学，每人认领一节，让同学们采取对照式方法，一字一句地研读文献，辨析版本间的异同，讨论翻译中的问题。经过两个月左右的研读，到2012年12月底，我们文艺学学科的全体教师一起听取了同学们的研读报告。报告中同学们发现了大量期刊版到专著版中发生的增删修改问题，其中有不少具有共性特征：如从期刊版到专著版，小标题全部去掉了；许多表达情感的形容词、副词也做了相对客观、中性的处理；增加一些段落等。在中译本比较中，同学们也发现，有许多专业术语、人名与大陆通行的译法不一致，陈清侨偏意译，吴美真偏直译等。

在同学们精心准备的基础上，我们决定鼓励同学们将这些研读中的发现进一步写成研究性的学术论文。2013年1月上旬，第二次师生集体讨论正式举行。老师们对初稿一一点评，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个性化的改进方案。如针对李晨同学发现的陈清侨的译本中对“millenarianism”这个词的处理有误的问题，老师们建议，正好可以借此讨论詹明信马克思主义思想与基督教神学的关系问题，看这个词究竟具有宗教内涵还是只是一个文学隐喻。周盛伶同学发现陈清侨将“populism”译为“民本主义”，这与通行的“民粹主义”不符，也不足以解释后现代主义、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等在80年代之后的学术取向。王晨同学发现专著版中，詹明信增加了一段对意大利评论家雷莫·赛色朗尼1989年针对意大利版《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的评论，这种“对批评的批评性回应”，显示出不同国别、不同知识背景和思想背景的理论家之间的对话（后来，王晨又找到了雷莫对詹明信专著版中回应的再回应文章），由此构成了一段有趣的理论争鸣史。谢非同学将目光聚焦于中译本理论术语和专有名词的理解上，这其实已触及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译者限于自身的知识结构所限，有许多已成通行惯例的表述和翻译并没有得到准确体现。车义伟、余琴同学将两个英文版和两个中译本间的问题有意识地进行了系统的分类（到第三次集体讨论时，老师们建议，为了突出每篇文章的重点，让她们各有侧重）。殷晓璐同学发现她所研读的部分，詹明信专门增加了一段讨论“赛博朋克”现象，这个既包含科幻又有些时髦的大众文化现象显示詹明信对流行文化的高度重视。朱春艳同学为了更好理解本文的不同版本，还找来了詹明信的其他专著，参照着阅读，并在《时间的种子》中发现詹明信对自己的后现代主义态度发生的重要变化。同学们的研读是非常有成效的，他们不仅发现詹明信自己学术思想的变迁问题，而且还涉及理论的旅行、对话以及翻译中的文化政治问题。经过第二次集体讨论，老师们分别为每位同学确定了进一步的思考重点和写作方向。

整整一个寒假，同学们不断地与各位老师在邮件中讨论，查找更多的资料，研读更多的文献。我也正好借寒假在杜克大学的机会，专门就“后现代主义”“后现代性”以及这些版本间的相关问题，对詹明信作了访谈。

所有的进展都相当顺利。当我3月初从杜克大学回国，同学们也早已准备好了第三稿（有的甚至是第四稿）论文。虽然他们还只是一年级的硕士研究生新生，但是经过这次集体性的学术训练，他们的研读能力、思考能力和分析能力都获得了巨大的飞跃，好几篇文章都已经写到了八九千字的篇幅，讨论的问题也已相当广泛和深入了。3月下旬，我们再次进行了全体师生共同参加的集体讨论，并提出按学术期刊发表水平的标准以及专题笔谈的格式规范，再次进行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