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性

曾军（以下简称“曾”）：詹明信教授，很高兴能够向您请教一些有关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性的话题。对于中国学者而言，您1985年在北京大学的授课被认为是后现代主义理论正式登陆中国的开始，以至于直到现在，中国学界有关后现代主义的各种理解都离不开您的将“后现代主义视为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这一论述框架。也就在去年，即2012年底，您再次访问中国，重提了这个话题。我想，我们的访谈就围绕“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性”这个问题展开吧。我首先想问的是，您的第一篇有关后现代主义的文章是哪一篇？是不是发表在1983年《反美学》杂志中的《后现代主义和消费社会》？如果是这样的话，今年正好是您讨论“后现代主义”的第三十个年头。

詹明信（以下简称“詹”）：是的。在这篇文章发表之前，我还曾接受过两个采访。1983年时我对这篇文章作了一个概述。^[1]我认为最重要的关于“后现代主义”的文章是发表在1984年《新左派评论》上的那篇（指《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一文——译者注）。有人曾给我一篇关于我的后现代主义理论的评论文章，因为他听过我对后现代主义的某些谈论，他概述了这些想法，然后发给《新左派评论》，编辑询问我是否要做出回应。我说，听着，我还没有发表我自己的看法，让我自己写成文章，如果他愿意，他可以来参与讨论。我于是被“强迫”写出了那篇文章。人们告诉我这里有些差异，但我没有读，所以我不知道，这些对我来说并不重要。

曾：确实是这样，您的《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更有影响，如果我们以“后现代主义”作为关键词来展开，可以清晰地将您的研究脉络清理出来。去年下半年，我带着我们的研究生一起研读了您这篇文献的两个英文版和两个中译版。它们分别是您发表在1984年《新左派评论》中的期刊版和1990年杜克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同名专著版、由陈清侨翻译的1984年期刊版和由吴美真翻译的杜克大学出版社专著版。我们发现，您的两个英文版中有一些变化，如期刊版中的小标题到了专著版中被取消了；您还增加了几个段落；您还对一些表述做了修改，删掉了一些明显具有情感倾向性的形容词、副词之类。是哪些因素导致您对1984年的版本做出修改的？是否意味着到1990年的时候，您对后现代主义的态度出现了某种“情感的消逝”的特点？

詹：它们之间确有不同吗？也许你应该用专著版。正如你现在看到的，如果是今天出版的话我会改标题，我要用“后现代性，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但是太迟了。至于小标题，出版社总这样处理的，我不对此负责。

我没有改变我的思想，只是拓宽了我的想法。全球化和金融资本的出现在基础结构中发生了。我并没有去改变这些分析，而是将它们纳入一个更大的框架之中去了。

曾：但确实您对后现代主义的态度在发生某种变化。您在另一本著作《时间的种子》（1994年出版，但内容是您1991年4月的演讲）中明确表示：“后现代还被它所包含的各种可能的风格从构成上加以限定，因此，从外部看，它自己的包容能力在总体上具有任何一种特殊风格的特征：也就是说，它抵制美学或风格的整体化。”因此，您自我检讨，当时“过高地估计了实际存在的后现代‘风格’的多样性，似乎忘记了结构主义的基本教训”^[2]。在我看来，您似乎只是在风格的意义上保留了“后现代主义”，而更多的场合，您想用“后现代性”来讨论问题。

詹：如你所注意到的，我在“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性”的使用上是有区别的。“后现代主义”是指一种风格，而“后现代性”则是指一个特定的文化时期。当然，你也可以用别的词来称呼它，如“晚期资本主义”“媒体资本主义”“柔性资本主义”等。用“后现代性”这个词的优势在于，它包含了文化，而其他的术语则仅仅强调了某一个特定的方面，用其他的词来形容这个时期。我现在的看法是将全球化包含在内，各个因素相互协调：金融资本、柔性生产、后现代文化和全球化。它们是一个根本性变化的所有方面。在将历史“历史化”的过程中，我们从来不可能完全确定某件事情。我个人是将“后现代性”假定为从1980年代的里根、撒切尔和新自由主义开始的。他们试图在描述文化时期的同时，将经济因素包含在内。在此之前，大多数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