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弗雷德里克·詹明信（Fredric Jameson，1934—）再次来华，就现代性问题发表学术讲演。与1985年在北京大学宣讲后现代理论时引起的学界追捧风潮不同，这次名为“现代性的幽灵”的讲演却在国内学界引起不小争议^[1]。这些争议背后涉及如何看待詹明信的基本学术立场的问题。詹明信到底是一个后现代主义者还是现代主义者？他到底是认同后现代还是批判后现代？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有必要重读詹明信《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这篇关于后现代主义的经典文献。

我们知道，到1981年《政治无意识》出版，詹明信的关注点还停留在现代主义文学。在这之前，他一直致力于在北美学术界确立起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传统。1982年秋季在惠特尼博物馆的演讲《后现代主义与消费社会》，标志着詹明信的研究转向了后现代文化。但是，他只在其中描述了两个后现代主义的重要特征，即拼凑（pastiche）和精神分裂（schizophrenia）。1984年的《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在此文的基础上对后现代的文化特征进行了扩展论述，明确指出了“现代主义的过去和作为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表现的新形式的后现代的到来”^[2]。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认为，这一思想“一直贯穿于詹明信后来的著作中，构成了他之后的所有著作的基石”^[2]。因此，《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起到了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这篇文章原载于《新左派评论》，后收入杜克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同名专著中。两个版本分别发表于20世纪80和90年代，文本有细微的变化，从中可以窥见詹明信后现代思想的发展，有助于理解詹明信的理论态度和基本理论立场。本文认为，不管是从现代主义研究转向对后现代的研究，还是后现代思想本身的变化，詹明信的思想内核都是马克思主义。可以说，詹明信既不是一个现代主义者，也不是一个后现代主义者，究其本质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以下将从对《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两个英文版本的比较中，阐述这一观点。

两个版本的变化可以分为两类，从中可以看出詹明信后现代思想的深化和拓展。具体来说，在深度上，表现为詹明信对后现代的批判更加深入和坚定；在广度上，表现为詹明信研究的视野随现实的变动而不断拓展。

首先是第一类变化。这类变化体现了詹明信对后现代的批判更加深入、坚定。比如，《新左派评论》版本第57页有一句“…the underside of culture is blood，torture，death，and horror”^[3]，杜克大学出版社版本将其中的“horror”改为“terror”。前者多指由视觉获知的惧怕，而后者表示由经验而感知的极为强烈的恐惧，并且强调个人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时所产生的巨大恐惧和惊骇。这里詹明信是说，后现代文化源于美国，随着全球化的趋势扩散到世界各地。而由于美国的霸权主义，这种文化的背后是一个“弱肉强食的恐怖世界”。《新左派评论》的版本写于80年代，美国当时处于里根时期。而到了90年代，社会语境发生了变化。苏联解体，资本主义加快了全球化进程，“历史终结论”显示了资本主义的不可一世。1985年詹明信第一次来华访问，曾在北大进行讲演时说：“我不是个美国主义者……我可以说是个文化批评家。”^[4]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詹明信是以批判的眼光看待资本主义的，他追求的是一个没有霸权、自由民主的乌托邦社会。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将世界变成了一个由同一性原则支配的世界。这时詹明信看到了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的意义所在，在1990年出版了他的《晚期马克思主义：阿多诺或辩证法的持久性》一书，强调“一定要保持头脑的清醒，一定要警惕资本全球化的蒙蔽”^[5]。在这样的背景下，杜克大学出版社的版本将“horror”改为“terror”，或许可以窥见当时的世界局势对詹明信的影响，使他对源于美国的后现代文化的批判更加深入。再比如，《新左派评论》版本第69页，詹明信在分析一部有后现代特征的小说时，在杜克大学出版社的版本中增加了一些内容。詹明信认为，这部小说的主题难以定义，而且其中的历史也是难以把握的，读者无法体验到真实的历史境况。增加的内容是一个反面例证，说的是，有人将这部小说解释成一个有很强的政治意味的文本，说它是对美国虚假民主的批判。接着，詹明